新年伊始，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2013年“一号文件”将聚焦哪些方面？如何提高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民增收？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九杰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微博]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

记者：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聚焦什么主题？亮点是什么？

马九杰：今年的亮点应该是更加明确地关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问题。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达到了新的阶段，农村劳动力已经显现出短缺态势，特别是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商品化、高附加值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同时，以公司组织形式大规模地雇佣劳动必然遇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甚至可能遇到劳动力短缺风险。此时，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和体系尤为重要。

何广文：根据此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十八大报告的内容，我认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民收入，都应该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和关注的重要内容。

其中，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培育新的农村经营主体，将是亮点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的路径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路径是在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的条件下，实现土地流转，通过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模式，培育新的农村经营主体，特别是培育新型农民。农村经营主体主要是养殖大户、种粮大户和农民生产合作组织。通过鼓励和引导工商业资本进入农村，发展企业化的农业生产。不过，要注意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以及注意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比例。

记者：在此前召开的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滞后，您认为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有效结合？

马九杰：“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的。农业现代化既是城镇化的前提，也是城镇化的结果。

农业现代化意味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引入和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而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向城镇转移，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同时，城镇化、城镇建设、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也为农村劳动力提出了转移需求。

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城镇化的必然手段。而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减少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才能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农业城镇化、工业化的劳动供给，推进实质性城镇化；另一方面，加大惠农政策，让农业经营者得到实惠，才能促进现代农业要素引入的积极性和能力，发展现代农业。

何广文：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滞后，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们所要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现代化。即在粮食优质高产的前提下，通过农业产业调整来发展农业新产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创艺农业和特色农产品(5.77，0.00，0.00%)生产、加工业，发展专业大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林牧渔场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主体，并推动绿色生态、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产业化，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机械装备的强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农民素质的提升为支撑的农业现代化。

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必然要求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而带来农地流转，进而必将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节约，就需要有农民进城和农民的市民化。

可以说，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需要推动农业社会化大生产，拓展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间，通过新型城镇化发展有效减少农村人口，推进适度规模经营、集约化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业效益。充分利用新型工业化强大的技术和物质生产能力、信息化优势，为新型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促进农民增收是“三农”的核心问题。如何提高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民增收？

马九杰：农民收入来源包括农业生产经营收入、非农经营收入、务工收入、转移性收入等。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需要引导农民向高附加值的商业化农业转型、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引进新的品种、栽培技术等，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

农村金融的发展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非农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提升。同时，农业与农村保险的发展，也是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产品供应链升级的前提条件之一。

何广文：不论是农民要增收，还是农业要增产和农村要发展，都面临资金投入问题。而信贷投入，则是农村投入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我一直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三农”问题也可以叫做“四农”问题，即农民、农业、农村、农贷。

其中，“三农”领域的信贷需求，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一是“三农”经营主体布局分散，单个主体需求额度较小，大型商业银行在向“三农”主体提供服务时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操作上的高成本问题；二是以抵押为基础的商业银行传统的信贷操作模式失灵，需要业务操作模式创新。

因而，从宏观角度而言，一是要进行存量机构改革，促进现有金融机构改善业务网点布局，实现金融服务的本土化，增大与小客户接触面，以便实现近距离服务、贴身服务，以增进信息对称性和降低操作成本；二是需要进一步放松市场管制、放宽市场准入，产生更多的本土化小微金融机构，特别是要发展基于社区和成员的互助合作金融，促进小额信贷市场的竞争。

从微观角度而言，就是要促进现有金融机构进行业务操作机制和信贷产品创新，特别是在缺乏抵押担保情况下，怎么构建信用共同体，将个体信用转化为群体信用，提高农户、小微企业、合作组织以及一些新兴农村经营主体的信贷可获得性。

此外，需要进一步完善各种激励政策措施，激励各类金融机构客户群体逐渐下移，开展小额贷款。小额贷款市场，是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的蓝海市场。

同时，需要推进农村诚信体系建设，改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并注意构建农户、专业合作社以及龙头企业等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信用共同体，实现农村信贷从“零售式”向“批发式”转变，从而降低信贷资金向农村流入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