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获得健康食材

　　CSA理念1970年代起源于瑞士，之后逐渐在欧美日兴起。本世纪初，我国一些NGO组织以环保、支农扶农的名义将CSA农场引入国内。但直到2008年，由于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功，这一模式才开始在国内得到推广。

　　如今，国内比较有名的CSA农场有深圳艾维塔农场、上海青蓝耕读合作社、柳州爱农会、成都久天家庭农场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类CSA农场的创办者大多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的甚至是“海归”。比如广州丹升农场的创办人陈忠亮原为7-ELEVEN便利连锁中国公司创始人之一，广州福地生态农场的创办人唐棠则是海外留学生。

　　“我和我丈夫创办丹升农场，是想着为更多人提供健康的食材，没有农药的蔬菜与大米，给后人留下一片没被污染的耕地。”广州丹升农场的李滨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广州“城乡汇”，一个一直致力于在珠三角地区推广CSA模式的NGO组织，其干事黄义对本报记者说，在CSA理念中，除了倡导有机种植外，还有教育、文化上的功能—让城市里的人更亲近土地，认识粮食与蔬菜的来源。

　　可以说，CSA农场在中国的出现与传播具有一种天然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除了“让更多人吃上健康的食材”外，还有另一层含义：改变农民与农业的社会地位。

　　CSA农场的大多数创办者认为，在我国现有语境下，农民与农业是“低下”的，农产品价格偏低，城乡割裂；而近年来，食品问题愈趋严重。他们希望这些能得到改变，希望人们可以从经营良好的CSA农场上看到，农业是可以挣钱的，农民是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

　　因而，每一位CSA农场的创办者在最初都有着美好的愿景，他们认为，尽管农场提供的有机食材价格偏高，但对于中国2-3亿渴望获得放心食材的中产阶级来说，价格并不是个问题。

　　邹子龙说，只有经济上可行，CSA农场才有推广的价值。

　　“中国式”亏损

　　在连续亏损了两年之后，直到今年年初，绿手指才逐步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在现实中，像绿手指这般幸运的CSA农场寥寥无几。

　　黄义告诉本报记者，如今，CSA农场已经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超过60个城市的近郊广泛存在，但它们大多经营不善，处于亏损状态。

　　自2010年创办以来，广州丹升农场的投入已经超过400万元，现在每月仍亏损近10万元。丹升农场租地约500亩，但由于生产的蔬菜卖不出去，现在只开发了其中的50多亩。

　　创办者李滨江感到一种悲哀，她说，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对频发的食品危机不满，另一方面却又对CSA农场生产的有机食材不信任，“价格虽然高一些，但他们不是没有钱，主要是不信任。”她认为，当前人们对有机食材的认识是很浅的，CSA农场本身没什么宣传能力，而政府在宣传有机食品方面基本上是沉默的。

　　在蔬菜有机认证上，“一个蔬菜品种的有机认证费差不多要1万多元，40个品种的蔬菜就要50万，这笔钱我们根本付不起。并且，得到了有机认证之后，销量也不见得就好。”李滨江说，“今年，有两家经销我们农场蔬菜的有机蔬菜店关张了。”

　　广州福地农场规模不大，只有30多亩，主要种植一些有机蔬菜和。其主人唐棠说：“在广州，份额认购根本做不起来，去年我有做，但今年不做了。现在我们每月支出在5000-8000元之间，但收入只有几百元，有时候甚至为零。”

　　据广州“城乡汇”的调查，在广东，处于亏损状态的生态农场占九成以上，有一半准备关闭或处于半关闭状态，只有30%的农场决心维持经营。黄义说：“现在，光靠蔬菜的生态种植维持不了一个农场，那些活得好的，基本都将农场办成了农家乐。”

　　CSA农场普遍亏损并不仅仅局限于广东地区。在2012年12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四届CSA大会上，与会的农场主都表示，各地CSA农场经营普遍不乐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会上发言说，CSA农场“在小资的海洋里独舞，但跳得很艰难……更多的所谓中产阶级已经在为房贷所折磨，暂时还顾不上菜篮子。”

　　在挣扎中等待转机

　　在珠海市市委书记李嘉参观过后，地方政府许诺给绿手指建一个沼气池，协调延长土地租约，并透露愿意让绿手指成为建设中的珠海市委饭堂的食材供应商。

　　5月15日，在珠海市妇联的委托下，珠海市农商银行金湾支行几位负责人来到绿手指参观，并承诺提供18万元的免息贷款。

　　在被问及农场的未来规划时，邹子龙回答得特别谨慎，他说选择从事农业、推广CSA，从来就不是为了挣钱，只要有300户订单，就能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养活自己即将出生的小孩，“仅仅这样，我就会感到足够幸福。”但他又难掩自己的雄心壮志，说，以珠海、深圳的城市居民素质，农场客户完全可以做到1000户，甚至1万户，“将来，我们还会在珠海市区开直营店，甚至有机餐厅。别忘了，那边还有港澳市场。”

　　黄义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他说，虽然让国人接受CSA、接受10元/斤的蔬菜价格还需要时间，大多数有机农场也还在挣扎中生存，但中国有2亿-3亿的中产阶级，这批人对于吃上放心食材有着足够强烈的诉求。

　　不过李滨江却没那么乐观，她说：“我只能等待，等待城市里那些买得起有机蔬菜的人在农药的戕害下终于活不下去了，我或许就能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