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贤成说，在他流转的区域范围内，农民每年每亩地能拿到各类粮食补贴160多元。“我们真正种粮的，只拿20元的补贴；而那些不种地的农民，却可以拿到160元的补贴。这怎么能说鼓励种粮呢？”

 

　　受访新型经营主体认为，各地可在稳定现有补贴政策的基础上，新增种粮补贴，并向粮食商品率高、社会贡献大的现代经营主体倾斜，通过加大对土地流转、农机具购置等补贴力度，推动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实现规模经营。孙贤成、张芝娟等进一步建议，建立绩效考评机制，根据种植规模、经营效益或服务质量等指标，对社会贡献大的新型经营主体以奖代补。

 

　　“借款70万，利息支出近10万”

 

　　记者在多地调研了解到，新型经营主体资金季节性需求大，但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他们依然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何勇向记者表示，如果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了，他的融资难题就有希望解决了。然而，当何勇找到银行时，银行还是以缺乏有效抵押物为由拒绝了他。

 

　　何勇说，他去年共计投入近100万元，进行土地整治、添置农业机械等。这些钱有时向亲友借，有时只能从民间借贷，需要承担高昂的利息。“去年我各类借款达70多万元，仅利息支出就近10万元。干农业本来利润就低；融资难，让利润更薄了。”

 

　　陕西省富平县富秦星农机专业合作社也遇到了类似的融资烦恼。合作社理事长宋景西表示，近年来他们合作社一直为包括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在内的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包括统一农资供应、统一粮食收购等在内的综合服务，但流动资金短缺成为合作社面临的困难。他说，包括化肥、油料等在内的农资产品，需要合作社先行垫付资金；同时，从农民手中收粮，也需要合作社预留收购款。这些资金一年就需要600万元左右，这对实力有限的合作社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

 

　　宋景西说，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条件严格，每年他只能以个人名义找第三方提供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合作社经营的风险全部由个人承担，但贷来的资金也只有300万元左右，离合作社的需求尚有差距。他建议，相关部门应尽量简化合作社贷款程序和要求，同时出台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实施细则、明确担保物范围，同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提供融资途径，解决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中的资金瓶颈。

 

　　不少粮农还建议，建立贷款担保扶持制度，把新型经营主体贷款纳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业务范畴，或单独成立农业担保公司服务于农业贷款；同时，参照对其他类型企业贴息贷款政策，让新型经营主体也享受贴息贷款优惠。

 

　　“一亩地最多赔360元，土地租金都不够”

 

　　为了解决农业生产风险较高的问题，近年来，多个省份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发挥了农业发展“稳定器”“保护伞”作用，受到广大农民、特别是新型经营主体的欢迎。

 

　　安徽省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负责人李清武表示，为了抵御风险，他去年投保了2000多亩玉米，共交了1多万元保费。由于遭遇自然灾害，部分农田里玉米减产30%左右，保险公司来实地查勘定损后，赔付了近4万元，是近年来赔付的一年。

 

　　尽管部分农户依靠农业保险降低了种植风险，但仍有不少种粮大户表示，由于农业保险保额低，化解风险作用较为有限。

 

　　王成根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一亩地保费10元，其中财政付8元，遭遇灾害后，一亩地最多赔付360元，甚至连支付土地租金都不够。“我打算将保费提高至30元，保额也相应提高两倍。但找了好几年，保险公司都不愿干，他们觉得风险太高了不合算。”

 

　　河南淮滨种粮大户张明勤从2012年开始在老家包地，目前流转规模已达1300多亩。但他表示，当地一直没有推行农业保险政策，这也成了种粮大户们的一块心病。“去年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大旱，我种的水稻大面积绝收，一下子损失了60多万元，过了好长时间都没缓过来劲，要是有农业保险的话，就会好多了。”

 

　　河南濮阳种粮大户王崇杰告诉记者，对于新型经营主体来说，现在农业生产已经成了一个“三高”行业：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有些种粮大户因为遭遇自然灾害或者种子事故，变得倾家荡产，有的甚至绝望自杀，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李清武、王成根等表示，由于政策性保险保额较低，新型经营主体种粮风险大，对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仍有些担心。为降低农民投资风险，建议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并适当提高保险的赔付比率，从而降低或化解种粮风险，让新型经营主体能够放心种粮。

 

　　(本稿件由记者刘彤、姜刚、张元智、张兴军、潘林青、黄艳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