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农地是农民最后的保障，故而改革要慎之又慎，要为农民留下最后这一块地。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显然难以认同这样的说法。在他看来，试图用土地黏住农民的做法，会使农民不能认识土地之外更多的可能性，实则不利用于农民，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

 

　　而对于已经进城站住脚的农民，“为什么要让老远的一块地粘着他？对国民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周其仁说。

 

　　7月2日下午，在政协以农地确权为主题举办的第三十四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周其仁表达了上述观点。

 

　　眼下关于农地针锋相对的讨论中，一些基本理念有待理清。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农民的出路到底是什么？农地，究竟能不能以及应不应该成为农民生活保障？对此，周其仁认为，如果不能进一步促进农地转让，很难解决农民问题——目前，中国农业产值只占GDP的10%，但农村常住人口比例达48%。“必须要让农村劳动力、居民比重跟农业份额比较接近。”他称。

 

　　他也据此来回答目前不少人士对“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搞土地确权”的疑问。他强调，应该明确一个理念：确权服务于流转。只有将农民财产权利扎扎实实落实了，将农地产权划得很清楚，才能促进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样也能进一步支持工业化城市化——目前中国已经面临人口红利丧失、劳动力成本抬升问题。

 

　　周其仁还表示，对于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该“尽可能去拉长”，并且中央政策和现行《土地承包法》中明确的“承包期内不调地”方针，也应该长久不变。“这个真的要硬着头皮坚持住。越调越害农民。”他称，若是用一小块土地粘着农民，农民就不知道土地以外更多的可能性。最早试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贵州湄潭，从86年起一以贯之坚持坚持下来。

 

　　“剩下的问题怎么解决？就从农业以外去想办法，从荒山荒地工业城市去想办法。”周其仁称。

 

　　在周其仁看来，“土地是保障”的说法其实存在偏差，土地结合劳动力才是保障。然而，将劳动力束缚在这一小块土地上，提供的保障是非常低的。当务之急是促进土地充分有效利用，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要通过低保解决，而不是将土地无限细分下去。目前，如联想佳沃等新型经营主体都进入农村，“要投资首先要问，这个地可以用多久？”周其仁表示，这条线处理得越清楚越干净利落越好。

 

　　故而在周其仁看来，目前将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做法，亦值得商榷。“应该允许农民承包经营权彻底转走，转了就转了，转了就走了。”他认为，留下一个尾巴，并没有什么好处。并且，现在进城站住脚的农民越来越多。

 

　　而既然确权是为流转服务，是要在市场上实打实地交易，周其仁主张，不要把确权搞成一个必须三五年完成的运动，而应该是政府的经常性服务，“政府可以天天开门”。只要有买卖，上家下家就会提出确权需求，确权成本则可以从转让带来的价值提升中支出。“如果没有转让需求，大动干戈搞确权，人家不理。能不能把确权时间放长，把质量坐实，发了证就是‘铁证’？”周其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