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在政协农业界39组讨论会场，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拿起话筒：“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构，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要把这个原则落实好，需要有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可行的具体政策方案。”

　　这一话题引起了政协委员、粮食局局长任正晓的注意，他说，“价补分离”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入市收购农产品，而是制定目标价格，再将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直接补贴给农民。我国自2014年起，已从东北地区的大豆、新疆地区的棉花开始，率先改革托市收购制度，并试点目标价格制度，政府不再直接入市收储，而将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补贴给农民。“玉米去库存，要防止轮休和休耕过程中的非农化、非粮化倾向，大力推进规模经营，使农民从规模经营中获得利益。”

　　柯炳生接着说，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现有的玉米过剩库存，有准确的统计和分析，不可盲目扩大。其次最重要的是要取消农产品的保护价格收储政策，不再出于托市的目的进行收购储藏，把现在所有的用于保护价格收储政策的财政支出额度，转变为农民的直接补贴。与此同时，一方面要处理好现在过剩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损害未来的生产能力，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和竞争力。

　　话音刚落，身为企业家的政协委员、正大集团副董事长杨小平抢过话筒：“从企业的角度讲，玉米去库存问题需要进行组织方面的创新，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现在不仅要讲国内的供需关系，更要讲国际的供需关系，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的玉米销到国际市场。充分发挥政府、学者、企业家的合力，注重发挥科技进步和政策力量，大力发展规模经济，扶持龙头企业，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插话说：“我们可以研究借鉴美国农业区域管理办法，改革我国农业区域化管理体制，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适宜区，分区域依据不同特点制定和整合有差异性、针对性的财政、信贷、保险、技术等农业政策包。”

　　无独有偶，在民盟界分组讨论会上，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也对此提出了建议。他提出，要通过立法或出台政策，对非配额管制的大麦、木薯、DDGS（玉米干酒糟及其可溶物）、高粱等大宗农产品进口也要加强管控。此外，政府要引导和倡导玉米主粮化，在优化和改善人民的膳食结构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胁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