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起点：为农业现代化“铺平道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正式发布《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以有利于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并推进农业现代化（相关报道见本报10月31日头版头条）。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援引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话称，对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为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事实上，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此前已有探讨的声音。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既对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富有基础性的意义，也顺应了城镇化建设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基本潮流。

 

　　“中国宣布的土地权利改革为私营部门投资大规模农业铺平了道路，使人口最多的农业迈入一个新时代。”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这项“土地经营权”的改进是为了解决中国农村的两个紧迫问题：老年农民的快速增加和数亿小块农地的产出率低。

 

　　《金融时报》将改革的主要目标归纳为：“转向公司化农业”。该报解释称，新的改革将加快转向农业资本主义的趋势，由商人与村委会签订合同，接管村里的所有土地，同时为村民提供就业和收入来源。在成功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有助于引导能够获得贷款的商人参与农村经济。它还能为不再能依靠耕作小块农地维持生计的老年村民提供收入。

 

　　这项改革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意义毋庸置疑。“过去以效率低下的零散农户为主体的中国农业正在迎来现代化的黎明”。《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由于中国国内面临着粮食稳定供应的问题，自2007年谷物价格出现暴涨以后，中国政府多次采取提高采购价格等手段，鼓励农户扩大生产，但自2012年前后起，谷物的政府采购价超过进口价格，进口谷物正在增加。

 

　　“预计到2020年，粮食需求将增加至7亿吨。”如该报道分析的，如果中国农业不能引进机械实现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中国的粮食进口扩大可能对全球市场造成影响。

 

　　如今，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担忧。由于当下的中国已是全球农产品进口大国，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子迈得如何，其影响也将在全球体现。据西班牙《起义报》的分析，或许未来人类的食物也将像服装和技术等领域一样，成为“中国制造”的天下。

 

　　“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传统农业和小型农业向大型农牧业转型。为实现这一目标已经迈出的重要步骤包括将目前在农民手中的土地转移到少数几家企业手中。”该报预测，未来人类的食物可能将“有赖于中国控制下的3至5家企业”。

 

　　路透社认为，这项改革将有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大国来说，确保足够的土地和农村劳动力以保持粮食是要务之一。”

 

　　【新动能：推动城镇化的“动作”】

 

　　中国的农村正站在“十字路口”。据统计，当前，中国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约为9%，但是，农业劳动力却占中国劳动力的20%以上。中国还有2.7亿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生活在城市，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很难在城市落户，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而据农业部数据，截至2015年底，中国耕地流转面积高达4.47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33.3%。其中，接近80%的农地流转是经由出租和转包。

 

　　这样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农业部门并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更别提大型农业现代化机械的逐渐普及之后的情况。“中国需要更少数量但更年轻的农民、更少数量但更大规模的农场，来供养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的13亿人口，同时也需要为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老龄人口提供支持。”英国《金融时报》的另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或许应由企业而非政府来推动。

 

　　“在这一变革之下，农民将受益于政府推进城镇化和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目标。由于其土地的性提升，并且有权抵押其中一些土地，农民可以拥有更多的资金迁移到城市，或者投资扩大农场并使之机械化。”按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观点，更大、更的农场应该能够缓和政府对于食品的关切，并且会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到缺少劳动力的工厂中工作。

 

　　改革总是需要“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勇气和“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决心。中国农村土地30年来的制度变迁可以说始终和中国“新经济”的内在需求密不可分。随着中国快速迈进城镇化的新阶段，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释放无疑是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比如路透社就进一步指出，若中国想如愿实现到2020年使1亿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居落户的计划，从而将众多农村居民变成推动第二大经济体前进的消费者，土地改革和户口登记制度改革将成为两大关键。

 

　　土地制度已有新的方向，户籍改革也在不久前拉开了大幕。“改革还有助于平衡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使经济更有效率。”彭博社援引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的观点称，中国上月宣布的到2020年鼓励1亿农村居民到城市生活并向他们提供居住许可的计划，是取消半个世纪以来对劳动力流动设置的限制的动作。

 

　　香港《南华早报》也注意到，面对出口萎缩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等难题，中国推动的到2020年让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计划，造就一个数量庞大的新中产阶级，从而拉动内需。

 

　　毕竟，按照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实现中国制定的“十三五”规划目标，关键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教授佩雷斯的一篇文章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把一切事情放在健康、有序的城镇化这一需求的大框架内考虑，那么就无法理解中国近年来在各个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是无一例外都不是相互孤立的决策，而是中国政府面对未来相互关联的各种挑战作出的一种多方位的回应。”

 

　　【新利好：更加需要“中国成功”】

 

　　国际舆论也注意到了这些改革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分析也称，“三权分置”的改革不仅契合了中国向“新经济”转变的内在需要，同时也符合“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主题。

 

　　当然，这并不一定是个轻松的过程。

 

　　“中国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增长潜力方面还有巨大的空间。”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发表经济学家阿尔瓦罗·圣马丁的这篇文章强调了对这些“顶层设计”关注的必要性：“政府必须继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完善制度框架；加强农村人口的财产所有权；为国内人口流动提供便利条件；加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覆盖面等。”而该文章也指出，这些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依旧有巨大的软着陆的可能”，并能使中国以更加温和的方式完成转型。

 

　　“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中国的成功。”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在《日本经济新闻》刊登题为《中国的改革惠及全》的文章称，如果中国推进经济从以制造业主导的出口和投资为中心转向由消费主导的经济，可能会启动全球性需求的引擎。

 

　　“中国已回到改革模式。”彭博社网站刊登的一篇《中国回归改革模式》的文章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规划后已过了将近3年，政府也必须加快变革的步伐。该文章援引瑞银集团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说，改革举措的落实可能会循序渐进，但在近期内的意义或许是：中国在进步。

 

　　比起忙着到处“灭火”的其他国际大国玩家，中国的这份“进步”更能显示出其正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