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在土地规模经营中节本增效、领富带富作用明显，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呈现迅猛发展势头。据湖北省工商部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该省农民合作社总数近6.4万家，半年增加3000多家，出资总额超过1500亿元，半年增长27%。

 

　　记者了解到，一些起步早、基础好的农民合作社已开始向“现代企业”变身。吉林省田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营着384户农民的601公顷土地，去年起，该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造，架构现代企业管理、财务等制度，并聘请职业经理人和引入社会资本，目前正在运作在新三板上市。

 

　　尽管农民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覆盖范围变广，但各地普遍存在“空心”“挂牌”等“僵尸”社泛滥问题，农民合作社发展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中部某农业大省的一位县农经部门负责人说，该县有登记合作社1500多家，但规模经营的土地仅有11万亩，每家合作社平均经营面积近70亩，“其中有大量‘挂牌社’”。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青山镇种粮大户尤利2014年在担任村支书时曾成立四个登记备案的农民合作社，“初衷是把村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但效果不好”。在他卸任村支书后，四个合作社名存实亡。

 

　　安徽省农委合作经济指导处相关负责人说，从运行质量上看，规范运行的合作社约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合作社为成员提供服务、开展经营活动比较少。江西省农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胡仲明说，有些合作社内部管理不规范，其创办目的甚至是为了骗取国家补助资金，并没有组织社员开展真正的农业经营活动。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社普遍面临三重制约。一是合作社自身发展不规范，内部管理松散混乱，隐患大。记者采访的多数合作社为“乡村精英领导型”，既由一个“能人”领导创立，而“一言堂”随意决策方式风险隐患大，很多合作社甚至没有“账本”。有些合作社虽然制定了章程，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但职责不清，制度不全，管理流于形式。吉林一家合作社去年因“当家人”决策失误造成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困境，合作社负责人与社员“一损俱损”情况也在各地屡屡发生。

 

　　二是发展环境上“政策向好落地难”，国家近年来出台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支持农业新型经营组织发展、创新，但有的部门没有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操作困难，效果打折扣。中部某省有合作社反映工商登记注册时需提交环境评估、防疫证明、食品卫生许可证等前置材料，而办理这些材料需要一定费用，这对于刚组建、经济实力较弱的合作社无疑是个门槛。在用地上，合作社建造办公场所、进行产品加工所需土地在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时，一方面难以获得用地指标，另一方面门槛高、时间长，还需缴纳相当高的土地出让金，使合作社无法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办公场所也难以获得产权证，无法抵押贷款。

 

　　三是善经营、懂技术、会管理的高素质人才短缺，且难以引进；融资渠道狭窄，仍存融资难、融资贵现象。记者发现，多数合作社的经营、财务等人才储备为零，由于没有相关政策支持，一些先进管理人才、大学生等也难以引进。

 

　　鉴于农民合作社在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中作用日益重要和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僵尸”合作社严重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多位受访者建议，应引导农民合作社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和规范发展转变，细化完善已有扶持政策，向运行规范、领富带富能力强的合作社倾斜。部分合作社负责人认为，针对数量庞大的粮食产品种植合作社，可以粮价下调为契机，通过地方性法律法规提高合作社准入门槛，砍掉一大批“空心社”“挂牌社”。在扶持优质合作社上，可对合作社申请商标、申报原产地认证和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等建立“绿色通道”，尽量减免费用；对合作社发展用地依法给予保障，优先安排用地计划，及时办理用地手续。

 

　　同时，要加快各级示范合作社创建工作，分级建立示范社名录，把示范社作为政策扶持重点，并建立健全合作社动态监测考核机制，对各级示范社实行跟踪考核，采取优胜劣汰。安徽省农委合作经济指导处副处长吕健魁说，2015年起，安徽对于示范合作社实行动态管理，“今年已取消六家不能正常运行，无法发挥示范作用的国家级示范合作社”，一定程度上起到规范作用。此外，还需依托农业院校培养专业人才，政策性引导和鼓励优秀人才到合作社及合作联社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