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一样，四川小伙张春强送完外卖，就钻回了出租屋打游戏。20岁出头的他，从技术学院毕业后，就到了一家汽车零件加工厂当了一线操作工。去年底，厂里新上了一批加工设备，他试着学了一段时间，感觉既枯燥又难懂，于是转了行。张春强不知道，他只是“机器换人”大潮下被“换”走的农民工之一。

 

    2016年10月，全球代工厂富士康“机器换人”计划加速，每年有上万机器人投入使用，其江苏昆山市的工厂已裁减6万员工。

 

 

    正在举行的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对有着近3亿人的农民工群体未来的走向，不无担忧。他们提醒说，“机器换人”，可能会导致农民工未来的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委员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人工成本也在大大增加，再加上人在生产过程中受身体、情绪等影响，操作稳定性、劳动强度等不能和机器人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让劳动密集型企业迫不得已采取“机器换人”的措施。

 

    有些代表委员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大批农民工就业困难。但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首席技能培训师曹晶代表则认为，不是机器取代工人，而是对技术工人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几年，厂子规模不断扩大，现在‘机器换人’让工厂设备越来越好、手动操作越来越少、精准度越来越高。”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车工组长许忠明代表说。许忠明是一名在车间干了30多年的操作工人，谈起这些年制造业自动化的高速发展，他说，自己并不讨厌机器。

 

    如何用好“机器换人”这把双刃剑？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代表则表示，在一些高危领域或者劳动者不愿意从事的岗位上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人工，但“机器换人”需要理性：“都用机器取代人了，怎么保就业？人怎么办？这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初衷。”

 

    曹晶代表表示认同：“机器代替人做的应当是一部分脏、热、累、有毒有害、机械重复的工作，而人需要做的是对技能要求更高的工作。”

 

    “机器换人”，农民工将去向何处？“‘机器换人’不是取代人，而是促使农民工学技术，从普通操作工变成操作机器的技术工人。”沈阳鼓风机集团齿轮压缩机有限公司高级工人技师徐强代表认为，企业对技工的需求仍然旺盛。

 

    然而，事实是大部分农民工还没充分准备好提升自己的技能。2016年我国有农民工2.82亿人，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仅占35%。

 

    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委员认为，不掌握技能，农民工往往是城市的“过客”；掌握了技能，解决农民工众多问题就“全盘皆活”。

 

    “我是个农民，知道农民最缺啥，农民也希望主动学技术，让自己的技能转型升级。”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代表说。

 

    针对农民工如何提升技能，多位代表委员问诊把脉、出谋划策。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给出细致的建议，要在普惠性前提下，为农民工提供一个有弹性、多层次、多选择、多模式的持续进修机制。比如，整合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资源，将在岗农民工纳入重点扶持的职业培训项目中；建立在岗农民工职业技能实训中心；建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标准体系，引导农民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建立农民工创业孵化基地，对有条件的农民工开展创业辅导和指导。

 

    广东省东莞市人力资源局2016年春节后的调查显示，即使在大力推行“机器换人”的东莞，普工、技工等用工缺口依然较大。

 

    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曹晶代表认为，应当从职业学校到企业打造出一条终身学习提升的通道，或出台技能津贴指导意见，督促人社部门和企业共同落实。同时，通过立法确定企业必须承担职业教育的义务。

 

    作为农民工代表，张全收则希望政府加大投入，建立健全一个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