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开始于2007年，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这项制度的实施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对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走低，继续实施收储政策客观上如抱薪救火，助长了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和市场机制的失灵。玉米临储价格从2007年的0.69元/斤一路攀升至2014年的1.11元/斤，到2015年，国内外玉米每吨价差在600元上下，国内玉米不仅丧失国际市场竞争力，也丧失了国内市场竞争力，其结果是出现了玉米连年增产、库存高企、进口增多的“三高”现象。2007年到2015年，我国玉米产量从1.52亿吨增加到2.25亿吨，各地粮库出现了“收不进、调不动、销不出、储不下”的尴尬局面，玉米加工、流通、贸易等产业链环节也由于玉米价格高企，呈现整体乏力不振的状态。双重挤压下，不仅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补贴负担，长期看，也不利于的粮食和农民利益的保护。玉米临储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实行一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市场化收购进展顺利，粮食价格逐渐回归市场，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被，粮食加工、流通、贸易等环节出现了回暖，玉米收储财政压力明显减小，尤其是过去由于东北地区玉米价格高，粮食很难调出去，现在玉米价格降了下来，“北粮南运”规模明显增加。玉米价格的回调，也促使农民根据市场进行种植结构调整，积极选择更加优质的玉米品种或者其他经济效益高的作物，这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总体而言，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有利于纠正市场扭曲、减轻政策收储压力，提升玉米产业的竞争力，整个产业链的活力，加快我国大宗农产品的市场化进程，也有利于从长久上、根本上促进玉米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障农民的利益。

 

    任何改革都不同程度伴随一定阵痛，尤其是这样一项涉及广大农民群众的重大制度改革，如何可能平衡各方诉求、可能地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实施价补分离政策以来，为了尽可能保证改革的平稳过渡，减少风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一方面，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尽可能弥补农民的损失。同时，采取综合激励性措施引导农民加快向市场效益更高的种植结构调整，提高种植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对加工企业入市收购玉米给予奖补、设立玉米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建立粮食调运运力保障机制确保“有车运粮”等，促进玉米市场化收购和加工转化。针对一些特别困难的农户，加大生产和生活救济力度。这些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改革顺利推行。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改革节约了财政开支，增加了企业效益，但农民有一定损失，承担了部分改革成本。对于普通农户来讲，有了补贴，种植玉米收益下降不多，大致可以略有盈余，对于规模种植大户来讲，短期内因为租地费用高，每亩地收益加上补贴仍比去年明显下降，有的还出现了亏损。此外，由于过去几年种粮不愁销路，农户很少关注销售渠道的积累，市场主体发育不足，各地依旧不同程度地存在阶段性购销不畅、调运压力大等现象。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改革这个大方向不动摇，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和完善玉米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推动种植业结构调整、优化，提高供给的质量，提升我国玉米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不松劲，采取综合措施减少改革成本、降低农民损失，确保改革顺利平稳。要加大中央财政补贴支持，创新财政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率，对因灾减产的困难群众给予必要帮助，对收益下降较多的种粮大户给予必要扶持，尤其要针对性解决春耕备耕和发展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防止农民持续减收。同时，也要综合施策，运用供需信息发布、市场行情预警、农业保险、粮食深加工、加强金融支持等缓冲种粮风险的手段，为农民编织一张市场保护网，要在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科学储粮、为农民寻找销售渠道、提升玉米运输能力等方面下好功夫，千方百计提高收益、减少损失。

 

    从根本上而言，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这既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是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迈出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