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农机设备可以进口，但是在技术、理念等方面，中国农业与国外差距仍然巨大，就好比买来了豪车，却不知道怎么开，更不知道怎么保养。

    农业部今年将在范围内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2012年以来，通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共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400多万人，大多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骨干。

    留学回国后，开拖拉机种地——这是“海归”崔弘目前的工作状态。

    她已经开始将自家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托管的2000多亩农场所种的玉米，卖给了某一大型餐饮企业。而且，她还作为中国“职业农民”的代表，到了“美国粮仓”艾奥瓦州开会，一口漂亮的英语，让国外同行们颇为惊讶。

    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的“职业农民”正越来越多地活跃在中国农村。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继续从事农业。

 

    “未来谁来种地”与土地撂荒同时成为社会的困惑。但是，像崔弘这样的“海归”以及其他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却仍然投身农业。其实，这背后是“谁来推动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宏大命题，同时也是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缩影。

    2016年10月，国务院专门出台文件《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要激发新型职业农民等七大重点群体的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

    土地托管：2000多亩玉米地

    崔弘原本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金融会计，其实并不愁出路。不过，她的父亲在内蒙古操持了一个6000多亩的农场，对国外的技术、设备和理念非常欣赏。由于受父亲的熏陶，再加上家人年纪大了，毕业回国后，崔弘毫不犹豫就接手了农场。

    而崔弘在公主岭市的2000多亩农场，是“托管”集中起来的。

 

    何为“托管”？一般而言，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委托给一个社会化服务组织（如供销社、农民合作社或农业服务公司），由该组织为农民提供一个、多个或全部生产环节的服务，而土地所有权及农产品仍属于农民。这一民间自发探索的制度设计，巧妙之处在于没有触动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而又实现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破解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现实难题。

    崔弘是通过艾特尔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一主体来托管农地的。这是一家跟玉米种植公司——墨西哥艾特尔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的技术咨询公司。

    崔弘此前在内蒙古积累了使用国外的技术、设备进行集中连片种植的经验。她对财经表示，随着种植技术的提高，以及能够将国外技术转化为国内的现实生产力之后，她才开始考虑在吉林公主岭设立种植示范园区。

    最初，崔弘自己承担风险做了1000亩地的示范，发现效果不错；再加上这一两年玉米的行情不太好，农民的土地托管意愿很强烈，于是很顺利地就托管到了2000亩。

    托管的优势在于灵活，当然也是一种平衡。

    尽管跟国外相比，中国的土地租金成本偏高，崔弘也能够理解。她认为，在中国，为了生计考虑，农民不愿意轻易放弃土地。但由于种种条件，不愿意种地或种地种不好，他们只好选择托管，因为这种方式够灵活——既可以选择要跟自己耕种所得的同等水平的粮食，也可以选择将粮食按照当年价格折合成现金。农民会比较乐意接受。

 

    此外，她还认为，托管让土地的种植者跟农民都承担了风险，形成一种平衡。不过也容易出现波动，农民看到种植者今年的产量增加、挣了钱，次年就有可能提高托管费用；要么就是今年种植者亏损了，来年就不再托管。当然，这种模式也导致短期效应，托管方会掠夺性耕作，不会长期投入，更谈不上真正的爱惜土地，对土地负责。

    这是中国跟国外的不同。崔弘告诉财经记者，比如美国人很重视保护土壤，然而中国农业以前片面追求产量，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如今，中国开始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有品质的产品。但土壤是基础。如果没有优质的土壤，产品就不会有品质，更谈不上卖好价格。

    考虑到长期大规模流转土地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即便是像崔弘这样的职业农民也做不到跟美国同行相媲美的农场种植规模。

    不过，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跟资金实力雄厚的大集团合作的必要性。这些公司会长期流转土地，但不一定会有精力经营；有的养殖企业考虑到经济和环保效益都很明显，也会主动合作。

    在加强托管的同时，崔弘还会跟大集团合作进行订单式的种植和收购。长期的土地流转，比如一二十年期限的，对种植者而言，其实也意味着可以投入更多来养好土地。

    职业尊严：会英语也会开拖拉机

    英文表达流利的崔弘还成为了非营利组织“全球农民网络”（GlobalFarmerNetwork）的一名成员，并在该网站上积极撰文。

    上个月，她就发表了一篇《在合作中提高认知及粮食产量》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国，我们有很多小型农场，然而其中大部分农场的生产量只维持在水平。但是在艾奥瓦州，她拜访了得梅因地区（DesMoines）的几家农场，它们的规模和生产力给她的印象十分深刻。

    而艾奥瓦州与崔弘在吉林省种植玉米和青贮玉米的农地，几乎处于相同的纬度。

    接手父亲操持的农场这几年，崔弘充分认识到，尽管中国经济实力强大了，可以购买国外的大马力拖拉机等很多农机设备，但是在技术、理念等方面却跟国外差距很大，就好比买来了豪车，却不知道怎么开，更不知道怎么保养。

    她也注意到，确有不少种粮大户因大规模种植而赚到了钱，但一算种植水平，远远低于发达。

    “即使花钱买到了的装备，却无法充分发挥效果，而且整体的生产成本和产品品质、品牌打造等方面，差距更是悬殊。”崔弘举了个例子，外资食品加工企业之所以要用国外玉米，一方面是因为价格便宜，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国外玉米品质高、霉变率低。

 

    同样都是面临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的现实，美国开始应用精准农业技术来替代人工，而中国并不重视教科书外的农业实践。在美国，农学教授几乎个个都会开拖拉机，因为人家有自己的农场；但在中国，未必有几个农业专家懂得怎么开拖拉机。

    政府相关部门也已意识到，应在层面加强农业实践教育。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近日在太原举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推进会上表示，今年将在范围内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以上。

    他说，2012年以来，通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共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400多万人，大多成为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骨干。

    收入是让越来越多的“崔弘”们选择这一职业的原因之一。规模化、标准化、订单化可以让农业更有效率、成本更低，还有品牌品质、市场开拓的精品化都可以让从业者有好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如何缩小中国农业跟发达农业的差距，这成为事关中国“职业农民”职业尊严的大事。而新晋涌现的新型职业农民，事实上，就担负着这样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