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号：“今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也是最根本的发展。”

 

　　毫无疑问，走好质量、绿色发展也是兴农的必由之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让收储价格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

 

　　日前，在一次农业发展论坛上，记者在与前来开会的山西京龙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东红交流时，他告诉记者，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要加快并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就必须要走质量兴农、绿色发展的道路。

 

　　会议结束后，马东红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农业向质量转变，是绿色有机的组成部分。例如，农民在使用化肥、农药时如果使用不当，那么，就会造成土壤及地下水受到一定的污染，农产品的质量也就会下降。

 

　　在马东红看来，高层推动农业走质量、绿色这条路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是振兴“三农”的一个重大转变。

 

　　那么，如何走出一条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道路?在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又会遇到哪些难题？记者采访了部分省份的种粮大户及业内专家。

 

　　改变：以质取量

 

　　“三农”工作是经济工作重要组成部分，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这也意味着，今后，“三农”工作将围绕“质量、绿色”为中心展开，它将促进“三农”由之前数量增长向质量、绿色农业转变。

 

　　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又是如何理解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呢？他们在种粮时又有怎样的计划及方法呢？

 

　　最近，四川省广汉市种粮大户刘健正盘算着，从今年开始，他的种粮模式也要彻底改变了，再不改，就要跟不上同行业的脚步了。

 

　　“这两年，广汉市的种粮大户及农业部门一直在走质量、绿色兴农的道路。”四川省广汉市种粮大户刘健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承包的是习惯亩，（所谓习惯亩是指在山区，人们习惯将山地上按产量折计的面积称为习惯亩）种了300多亩的一级和二级优质大米，这些大米都是国审米。为了能把大米种得更好，我也经常参加一些业务培训，学到了这些知识，我才能更加科学地种田和实现绿色管控。因此，我下一步的计划是，要用种养结合也就是稻鸭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那么，刘健所说的种养结合是怎样的模式呢？“种养结合就是水稻、鸭、鱼、虾。”刘健说，鸭子可以吃草和田地里面的虫子、田螺等。在田地里散养的鸭子粪便可以直接排放在农田里，这样，这些粪便就可以作为天然有机的肥料了。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相比种养循环简单得多。例如，稻鸭、水稻移栽后的20天左右，我就可以一亩地放8-10只小鸭子，这样就可以实现绿色种植。

 

　　在刘健看来，农业只有实现机械化种植和科学管理，农业才能走得更远。

 

　　需要指出的是，农业标准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石，而标准化也是质量、绿色兴农的关键。

 

　　说起机械化管理，不得不提江苏徐州的张宏文。46岁的张宏文是个典型的高知农民，曾经是某学校的数学老师，在2013年下海做了一名新型职业农民，承包了4000多亩土地，进行稻麦轮作，而他的种粮思路便是走现代化农业的道路。

 

　　“什么是标准化？我认为标准化就是在产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这样就可以降低粮食风险。”张宏杰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不少农民在种粮时，都希望用最少的成本赚取最多的利润。因此，他们在使用农药、化肥等药物时，做得并不规范。为什么这几年，一些地区的土地及地下水被污染？主要原因就是农民在种粮时，为了追求高产量，过度依赖农药和化肥，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当一块土地反复使用超标农药和化肥时，这块土地也造成了“鸦片式”的恶性循环，那么，种出来的农产品其质量又如何能得到保障呢？

 

　　“我现在采用的模式全部是机械化管理，机械化管理不仅可以节约人工成本、生产成本并且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可以达到降低农药成本，提升施药质量，这进一步提升了农业作业的标准化。”张宏杰告诉记者，你像我们的稻麦，其使用的农药及化肥都要比其他农民使用的量要少30%。为什么少呢？是因为我们所采用的是飞防施药（采用无人机喷洒农药），用无人机喷洒药物，其药物雾流对农作物从上到下的穿透力不仅强还飘移少，因此，也具有环保的作用，当农药少了，那么农产品的质量也会得到保障。

 

　　一亩田创始合伙人、副总裁高海燕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农业本身来讲，提高生产端的科技投入是质量兴农的起点。不管是种植技术、生产设施还是生产资料，只有生产端的科技成果和现代化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质量和生产才能得到三位一体的提高。

 

　　南京农纷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严雷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2018年是农业部确定的“农业质量年”，因此，我们也与国内知名化肥、农药等厂商合作，打通农资厂商和种植大户直通渠道，通过订单农资服务和测土施肥等科技手段，推广、精准、绿色肥料和农药。

 

　　“在减少农药、化肥用量的同时，通过服务和科技提升种植效益，促进农产品质量提升。”严雷说，我们对农业进行了智慧布局，让种粮大户利用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提升耕地、播种、灌溉、打药施肥、收粮卖粮等田间管理各环节的科技含量和精准性。这既可以大幅度降低耕、种、管、收、销各环节的成本投入，又可以转变以往粗放的农业种植管理模式。在农药、化肥等少投入的前提下，实现农产品质量提升和绿色经营，走低成本、高科技、率的绿色可持续现代化农业道路。

 

　　绿色兴农任重道远

 

　　近些年来，我国农业发展既有不菲的成绩，也有不少忧患。首先，虽然北方地区的一些农田实现了机械化作业，但机械化作业的数量并不普遍，因此，也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高、以家庭为单位的种粮模式规模较小，在降低成本方面依然难度不小；其次，随着进口粮食数量不断涌入我国，我国的职业种粮人面临农资成本、土地流转等成本高，导致农民卖粮普遍不赚钱；再次，当前，农业种植模式多以追求产量增长，因此，也造成了土壤、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等问题。

 

　　张宏杰告诉记者，当前，我国的农业发展还停留在追求量的过程。对于农民来说，赚钱仍是目标。如果在种植过程中，注重粮食品质，那么，种植出来的粮食就属于高标准有机农产品，当这些价格较高的有机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上，会不会出现“无人问津”的情况呢。

 

　　不难看出，高质量的农产品如何实现盈利的问题是张宏杰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宗毅博士所关注的问题。

 

　　常年在基层调研深入村户掌握农村经济一手资料的张宗毅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的消费者来说，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有不同的需求。例如，现在决策层要求农业由原来的量向质转变，那么，高端有机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上，老百姓能不能买得起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道路上，应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张宗毅认为，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上需要什么样质量的农产品还要由市场来决定。而作为政府部门来讲，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就可以，例如，农产品在产前作业时，其农药、化肥不要超标，使农产品更加绿色化就好。

 

　　当前，对于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提升。长期以来，我们注重“三农”的数量增长，大部分政策都是鼓励增长，现在要从量变质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姜文来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绿色兴农不仅仅是生产绿色农产品。首先，在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方面对环境有利的发展，包括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等；其次，做好顶层设计，对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做好的规划和实施方案，找出关键点，并找出有效的应对对策；第三，对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基础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质量和绿色兴农的薄弱环节是什么，为什么有此薄弱环节，如何补强这环节；第四，设计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指标体系，衡量兴农的标准；第五考核标准，设计一个实事求是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和领导干部政绩或者升迁挂钩，设置奖惩机制；第六，制定导向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政策，引导向其发展。“以往，我国农业产出是依靠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所换取的，我国单位面积土地的化肥、农药、水资源消耗都远高于平均水平，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绿色农业。”张宗毅坦言，绿色农业肯定可持续，但绿色不一定兴农。这里面涉及到绿色成本的问题，原先水资源滥用、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是牺牲了长远的利益来弥补当下的利益。现在要搞绿色农业，那么，必然要采用一些绿色技术，甚至需要一些地方转变生产方式和种植结构。例如，节水技术、节肥技术、节约农药技术需要大面积推广，那么，这些新技术采纳是否会给农民带来收益增加？如果不能，作为政府部门来说，是否需要补贴呢？一些资源环境恶化较快的地区，比如华北平原地下水资源快速枯竭的地区，就应该限制小麦的生产，后面种什么？要不要休耕？谁来买单？

 

　　“绿色，本质上是一个环境管制的问题，又要绿色，又要兴农是一个双目标，这个双目标是否可以和谐统一，需要政府的投入和管制，这是一个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协调。”张宗毅认为，不包含问题的质量问题是一个市场问题，政府不应干预太多，兴不兴农，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政府只需要做好农产品的监管，而不去引导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

 

　　高海燕说，做强农业，让农业产业的效能提高，使农业生产主体和农业经营主体都能从产业效能中受益，这才是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的根本所在。否则，产业主体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