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豆从的生产国，变成的购买客户，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豆完全自给自足，是的大豆生产国。大跃进前(1959-1961年)，中国大豆的出口一度对前苏联非常重要。大豆产量从80年代的900万吨增长到1994年的1600万吨高峰。随后的几年里，产量亦稳步增长。

 

      直到1990年代，中国仍然是大豆净出口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大豆出口超过100万吨，完全不需要进口。

 

      随着中国对全球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大豆产品需求的增长，中国大豆产业在1990年和2000年开始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曾经是美国、阿根廷、巴西在大豆出口市场的竞争对手，如今却成为它们的客户。

 

      怎么会需要这么多大豆?

 

      过去大豆主要用于豆制品的消费，养殖业的兴起带动了饲料需求增长，豆油的消费也不断增加，于是大豆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现代养殖业的需求

 

      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开启了持续到今天的营养变革。中庭的食品消费以前以植物产品为主，现在已经多样化，肉类产品(牛肉、猪肉和家禽)和乳制品的消费量增加。

 

      到2013年，每个居民每天总可用食物量接近3000大卡，其中包括高比例(20%以上)的肉类卡路里。

 

      1985年至2015年，猪肉产量增加了3倍，目前仍是中国主要肉类产品，占肉类总产量的57%。家禽产量增加了18倍，牛肉产量增加了15倍，羊肉产量增加了7倍。

 

      这些增长都是由人均消费以及人口增长推动的。2014年人口净增长约700万，但在未来几十年增速将会放缓，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

 

      人均消费的主要驱动力是日益增长的购买力和城镇化。

 

      美国农业部统计，2014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为33.6公斤，牛奶和乳制品的人均消费量仍然很低，为12.6公斤。

 

      这两类需求将在未来几年增加。但是，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减慢消费增速，独生子女政策的调整不太可能扭转这一趋势。

 

      肉类消费(主要是鸡肉和猪肉)的增长导致对动物饲料的需求上升，包括谷物和大豆。
 

  

      基于食品和经济原因，政府推动大规模现代养殖业的发展，而传统的小型养殖户逐渐退出。

 

      2002年-2010年间，3000头以上的养猪场占比从5%上升到18%。在乳品行业，拥有1000头奶牛以上的养殖企业从从2002年的3%增加到2015年的20%。

 

      因此，自混饲料的使用不断减少，工业化饲料使用量增加，对豆粕的需求随之增长。

 

      中国豆粕产量从1997/98年的800万吨增加到2014/15年的5400万吨。

 

      中国的现代饲料工业始于1975年，到2012年产量近2亿吨，成为的饲料生产国。

 

      豆油成为大消费油种

 

      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从1996年的不足8公斤上升到2014年的24公斤，低于美国和欧洲，但高于平均水平。

 

      中国食用植物油总消费量从1000万吨增加到3300万吨。

 

      在总消费急剧增长的十几年间，豆油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在2002年前，菜籽油是消费量的植物油，其次是豆油、花生油和棉籽油。当时大多数油是以散装毛油的形式销售，区域特征显著：东北消费豆油，长江流域消费菜油，部分南方地区消费花生油。
 

 

      但是，新的食用油标准改变了这种市场结构。1992年，中国颁布了一份“色拉油”的标准，未精炼的毛油颜色浑浊，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这引发了食用油市场的细分：味道和气味不再是选择标准，价格开始主导消费者的购买选择。

 

      便宜的大豆油变得更有吸引力，从2003年始，豆油取代了菜籽油成为大消费油种。
 

 

      2016年的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植物油消费构成中，豆油占44%以上，其次是菜籽油(24%)，棕榈油(18%)和花生油(9%)。

 

      在生产方面，中国并不出产棕榈油，豆油是中国最主要的食用油产品，占比近55%，而菜籽油仅占29%，花生油占11%。

 

      进口大豆为何汹涌而入?

 

      中国的战略和关税政策

 

      为满足大豆需求，中国政府面临选择，油籽产品的进口政策制定并不容易。期间经历了几年的反复。

 

      ——1995年，中国取消了豆粕进口13%的增值税，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确保饲料供应。结果豆粕进口急剧增加，1997/98年超过400万吨，国内大豆价格及压榨利润下降。食用油产量下降，并出现了走私增长势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99年政府对豆粕进口恢复了增值税，并决定发展大豆压榨业：进口大豆在国内加工，获取压榨利润。

 

      ——中国决定实施3%的大豆单一关税政策，取代之前的征收的180%关税、40%优惠税和3%配额税率。这项决定旨在加强高附加值产品(即豆油和豆粕)的生产，同时契合中国的粮食战略，留下耕地用于粮食作物生产。

 

      中国的农业贸易战略包括仅对某些“非战略”产品(大豆，肉类)增加进口，对谷物则征收关税配额。这样，农业生产可以专注于战略产品，如谷物(小麦和大米)，以保持自给自足。

 

      至此，政府做出了明确的地缘战略选择：

 

      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作物种植(包括大豆)正在迅猛扩展，可以进口这些有价格竞争力的原料来饲养动物，以支持养殖业的发展。

 

      如果中国不进口，由国内种植7500万吨大豆用于压榨，则将占用4000万公顷土地，同时将不得不进口至少2亿吨的粮食。

 

      中国没有更多的可耕种土地，由于生态保护、城市化(2015年，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工业化和污染，消耗、荒漠盐碱化等所造成的多重损害，三十年来可耕地面积从1.33亿公顷下降到1.2亿公顷。

 

      为了促进大豆进口并加入WTO(世贸组织)，自90年代末期，中国取消了大豆的进口关税配额，将进口关税降低到3%;豆油的进口关税从2001年的63%下降到2006年的9%，豆粕的进口关税保持在5%。

 

      因此，自2000年以来，中国大豆产业面向市场开放，这与受益于关税配额的水稻，小麦或玉米产业形成鲜明对比。

 

      大豆市场的对外开放给国内产业带来了两大主要冲击：

 

      冲击1：国内大豆产量下降

 

      大豆进口自90年代末以来急剧上升，到2015年，有超过8000万吨的大豆进入中国。

 

      中国的大豆种植相比其他的主要出产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缺乏竞争力，因为耕地有限，产量相对较低。

 

      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小规模农场的竞争力低于南北美洲的大型农场。即使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黑龙江，大豆农场超过10公顷也不多。

 

      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国内大豆的价格明显高于美国或巴西，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4年，生产成本增加了2倍。

 

      此外，中国大豆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因为2008年启动了“保护价收购政策”，旨在帮助处于大豆开放市场中的农民。

 

      2008年中国在东北地区开始对大豆实施“临时收储”，每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发布保护价，从2009/2010年到2012/2013，大豆临时收储政策连续执行了四年，直到2013/2014年度，大豆价格稳定在4600元/吨。国内外大豆间的价格差价不断增大，压榨厂(油厂)更趋于采用进口大豆。

 

      2013年进口大豆均价为600美元/吨(需加征3%关税)，国内主产区的大豆价格则超过750美元/吨。因为价格高，农民很难向油厂售出大豆，有的甚至不能被收储，因为不符合收购的质量标准。

 

      尽管承担着采购、仓储的费用，大豆储备仓库仍不断膨胀。外界评论甚至将“保护价”称为对进口和外国种植者的“补贴”。

 

      中国种植的都是非转基因大豆，含油量比进口大豆低3%-5%，市场于是出现了分化：

 

      超过60%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用作食品(豆腐、豆浆等)，而90%的进口转基因大豆用作压榨豆油和豆粕。

 

      此外，中国大豆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北部，即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在1990年之前，中国的大豆压榨工厂(油厂)主要位于大豆生产地区，销售区位于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在这种模式下，大豆的价格呈北低南高。

 

      大豆开始进口后，沿海地区建设了许多新的大豆压榨厂，产生了“北粮南运”的流通模式。位于港口附近的大豆压榨商购买国产大豆，成本更高，部分原因是中国交通运输的瓶颈。不断增加的大豆进口量随后改变了大豆贸易模式，国内大豆失去了资源优势。

 

      无法与进口竞争，中国大豆产量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下降。2015年产量为1100万吨，产量减少了35%以上，而种植面积减少了20%以上。

 

      然而，目前中国仍是排名第四的大豆生产国。产量一直维持在1.8吨/公顷左右的水平。
 

 

      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

 

      大豆仅占中国油籽产量的23%，花生和油菜籽是和第二大油籽。
 

 

      中国主要油籽产量

 

      现在中国已经依赖于国外大豆，80%的消费来自进口。在国际大豆贸易中占比60%以上，大豆年进口额达350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1/3。

 

      中国主要从三个购买大豆，95%的进口量来自于它们：巴西49%，美国35%和阿根廷12%。
 

 

      实际上这亦是互相依赖的格局：

 

      巴西四分之三的大豆出口到中国，美国超过一半的大豆销售到中国，85%的阿根廷大豆出口到中国。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豆粕的产量约为5900万吨，高于5600万吨的消费量，占中国蛋白粕类总消费量的近四分之三。中国仍然是豆粕的净出口国，主要出口到日本，越南和韩国。

 

      尽管巨量大豆被压榨，豆粕实现了自给自足，但中国仍是豆油的净进口国。2007年进口量达到280万吨，2015年下降到80万吨。

 

      虽然自2001年以来中国提升了大豆压榨能力，但豆油需求增长得更快。可以用另一个原因来解释着这一进口现象——豆粕和豆油压榨提取率。

 

      中国的压榨业似乎重视豆粕甚于豆油。国内豆粕的出粕率为79%，高出国际平均值0.5%;而豆油的出油率为17.8%,明显低于18.5%的国际平均值。

 

      就油脂部分来看，中国的对外依存度逐年增加，主要因为巨量的大豆进口和不断增长的棕榈油进口量。
 

 

      近20年来植物油对外依存率不断增长

 

      冲击2：外资进入中国压榨业

 

      中国的大豆压榨产能不断增长，从2001年的4000万吨增加到2015年的1.5亿吨，如果以年压榨7000万吨计算，产能明显过剩。

 

      压榨产能的地区为：山东(4000万吨)，江苏(2200万吨)，广东(2000万吨)，广西(1500万吨)，辽宁(800万吨)和天津(900万吨)，全部都远离大豆主产区。

 

      自2004年以来，中国大豆压榨产业的另一个危机在于：越来越多的份额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

 

      2004年4月，在大豆价格达到360美元/吨的高位时，中国的大豆压榨厂(油厂)购买了美国大豆。6个月后，价格大幅下降到190美元/吨，许多买家试图违约，但最终不得不履行合同。

 

      高价买豆最终导致许多中国压榨企业巨额亏损和破产，国际大豆贸易商借机得以进入中国油脂压榨业。这次“大豆危机”导致了行业格局的巨变。

  

      目前，虽然国内企业拥有三份之二的大豆压榨产能，但外资公司掌控了中国70%的进口大豆贸易量。

 

      美国ADM和新加坡丰益Wilmar联合投资的企业，目前是行业内的外资企业。丰益wilmar在中国拥有56个分支机构，年压榨量2000万吨。

 

      Bunge邦吉于2005年进入压榨业，在南京，天津和上海设有机构，与三维集团在日照建有合资压榨精炼厂。

 

      Cargill嘉吉在中国运作34家独资或合资企业，并在广东、江苏建有四家压榨厂。

 

      的困局

 

      罗辑思维罗振宇有一期就在鼓吹中国要放弃粮食自给，靠买就行了。他可能只从经济学来看利弊，而没有从全局的角度来看。

 

      粮食是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把中国粮食交给其它，等于把国运交给其它，甚至比外国驻军更加严重。

 

      粮食这种东西，市场供应少10%，价格就会暴涨3倍以上。市场供应少20%，就会有40%的人吃不饱饭，必然引发动乱战争。

 

      中国粮食进口量不断上升。

 

      危急时刻，粮食、石油、黄金才是硬通货，比一般的工业产品更有价值!美国深知这一点，对中国采取低价粮食倾销，试图让中国粮食产地减少。中国正对进口粮食产生较大的依赖。

 

      如果我们大量从国际上进口粮食，就会造成国际粮源的紧张，粮食价格必疯狂上涨。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在战略上极易受制于人，在关系生存发展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

 

      一旦发生粮食危机，你又完全依靠进口粮食，中国将面临巨大损失。如果粮食不够，以后哭都哭不出来。

 

      现在也很难!

 

      维持高粮价，维持房地产，避免重大危机!进口粮食占比已经超过20%了。如果城市人每月那点工资，还完车贷房贷后，面临高物价医疗价格后还要面临高粮价;加上农民种地积极性降低，耕地荒芜，这一堆人被人撺掇一时脑热，后果可想而至。

 

      所以众多中国企业在海外疯狂买地屯田，然后卖到国内，收购了很多国外先进的农业和生物公司。

 

      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海外种粮，巴基斯坦平原多，受印度洋暖湿季风滋润，中国在那里扶植当地农民种水稻棉花等。

 

      土豆主粮化战略明显是为未来三大主粮减产做准备，如果我们一起吃土豆，那么耕地红线可以减少一半，如果我们吃玉米，那么耕地红线变成了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