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早期加入合作社的30户农民也觉得非常诧异。他们计算过生产成本，即使自己种植，不计算劳动力成本，每亩土地能够有800元收益都已经很不错了，更何况合作社还有那么多人工、农资投入。跃进合作社参加市里组织的经验交流会时，其他合作社理事长就问：“你们种的是金子？我们一年一亩田能赚二三百就不错了，你们怎么能分红那么多？”阿勇只能回答：“我们是先进合作社，可能领导比较照顾我们。”
 

资料图：视觉中国
 

　　其实作为理事长，他也一直心存疑惑：

　　“是不是政府把钱悄悄补贴进去了，要不怎么可能赚那么多，最开始在算收益的时候，把粮食和菌类的收益都算在一起，怎么都达不到1000元，最后分了是1128元/亩，这些多出来的钱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分红肯定是在贴钱，不知道是政府出的，还是他们从个人腰包里拿出来的。”

　　随着亮点工程名气的增大，跃进合作社与其成立之初的初衷越来越远。合作社的生产和经营都是由所谓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来负责，越来越像是一家公司，大多数农民只能获得定期的租金，而且由于效益不好，租金也越来越低。

　　合作社理事会也被不断地边缘化，作为理事长的阿勇说：

　　“职业经理人就像地主一样，我们理事会的反而成为了打工的，合作社账目我们（理事会、监事会）都没有见过，就成了摆设，我们只能耍，等着经理人的安排。以往分红、调工都是由理事长经手安排，现在经理人找了总管、管理员，他们负责调工、派活，这些本来应该是由经理人来承担的任务，现在都由他的总管来做，经理人就像老板一样在背后指挥。”

　　政府补助跃进土地股份合作社两百多万元用于建造烘干房和购买设备，但需要合作社配套一部分资金，经理人则直接拿出配套资金，把烘干房直接建在了自己村子边，现在烘干房已经投入正常运营，但是和合作社没有什么关系。

　　从最初单纯的互助经营想法到见证一个与初心渐行渐远的亮点工程崛起，阿勇百感交集，他感叹道：

　　“合作社实际上都是拿钱贴出来的，但是这个钱所起到的效果并不大。现在是把一部分人扶持起来了，大部分人都没有扶起来，在原地踏步，一部分人甚至还在倒退。如果把钱补给农民像补给规模经营的合作社一样，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会更高，粮食产量会更好。面积大一点，难免会有疏忽，雇工管理中有磨洋工的现象，但是农民种自己的田就不一样。”

　　警惕忽视市场规律的政绩思维

　　值得警惕的是，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战略，合作社都被作为重要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而给予大量扶持。而那些在农村中辛勤耕耘的小农却往往成为被忽视的对象，甚至还被认为是规模经营的障碍。

　　应该充分认识到在当前阶段，小农和新型经营主体是一个长期共存的局面，不能盲目利用新型经营主体替代小农，也不能放弃对农业经营体系的探索，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

　　因此，既要重视规模经营，也要重视分散经营，不能在农业扶持政策上搞一刀切，一味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去打败小农，否则不仅会加大新型经营主体的风险，也容易给农业带来冒进风险。
 

　　地方政府要努力调整行政思维，不能简单地靠量化考核思维来推动农业经营体系转型，要积极发现改革中的真问题，避免用数字来代替真实经验，避免用个案来代替普遍发展经验，在实践探索中要努力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并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各种手段来促使试点成功，即使并不具备成功的客观规律。在试点经验推广过程中，不仅要宣传正面经验，也要讲出实际问题，方便其他地方认识与借鉴。

　　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不仅要警惕形式主义思维，更要警惕忽视市场规律的政绩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