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王庆宏：从三次记忆深刻的吃牛肉经历联想到改革开放40年农机化发展历程
2018-12-18
中国农机化协会王庆宏9360核心提示：我记不清次吃牛肉是哪一年了，但至少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那时村里还有生产队。我当时在村里上小学，年龄不会超过12岁。
编者按：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展示农业机械化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和贡献、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弘扬农机化行业人士不懈奋斗、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开展了“纪念农业机械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动。活动得到了广泛响应，各界人士积极投稿，参与活动。经组委会初步审核，决定遴选部分文章加以刊发，以飨同仁。
我记不清次吃牛肉是哪一年了，但至少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那时村里还有生产队。我当时在村里上小学，年龄不会超过12岁。村子坐落在天津蓟县刘家顶公社东北部（后改称乡，现在又被并入到桑梓镇），全村有700多人口，800多亩土地，分四个生产队，我家是第二生产队。父亲是公社兽医站最有名的兽医，负责公社26村家禽和牲畜的防疫治病。他和蔼可亲，有求必应，哪怕是数九寒冬的夜里有人喊门请他给家里的猪羊等家畜看病，父亲总是立刻起床，背上药箱带上手电筒就出发，在十里八乡人缘特好。
牛、马、驴、骡是生产队的固定资产，每头牲畜在公社都有户口和档案，因为它们是所有农活的主力。那年，我们生产队有一头牛病了，终日卧槽不起，日渐消瘦，急得生产队员和大队书记如坐针毡，因为这是我们队里仅有的4头牛中的一头，春耕马上开始了，二百多亩土地亟待耕种，父亲虽想尽各种办法医治均未见效，公社领导出面从县兽医站请来专家会诊，但最终也未能挽救这头牛的生命，为此，父亲很内疚，决心查出病因。
在县兽医站人员和公社领导的全程监督下，父亲将牛进行了详细解剖，结果发现是牛误食了钢钉，扎破了胃导致死亡。为此，饲养员被调离岗位，并被处罚20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月白干）。生产队员们悲痛之余每家按照人口数量分到了牛肉，我家7.5口人（奶奶的另一半户口在伯伯家），估计应该差不多分到了二斤多肉吧。
那天，放学回家发现母亲为我们做的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的烫面牛肉馅蒸饺，可把我们姐弟们乐坏了。美其名曰是牛肉馅，其实里面90%以上是旱萝卜。其中有一小盘纯白面蒸饺，母亲说是单独为奶奶包的，牛肉大葱馅。父母不吃，弟弟最小，能分一个，我们四个兄妹每人半个。这是我有生以来次吃牛肉，真是美妙绝伦，回味无穷。吃完美食后，我随口说一句“要是生产队的牛隔三差五死一头多好呀，这样我们就常有牛肉吃了”，不想却招来父母的一通臭骂。
此事过后，父亲查阅各种书籍和请教专家，知道磁铁可以从牛胃里吸出钢钉、铁屑等金属。为此，专门托人从北京购买了一节五号电池大小的高性能磁铁，磁铁的一头做一个环，环上系上结实的棉线绳，另外再制作一个能撬开牛嘴并保证牛无法咬断绳子的类似铁夹子的工具。一切准备好后，先拿我们生产队的牛做实验，撬开牛嘴，磁铁从牛嘴送入食道，再送到胃里，绳子的另一端系到撬嘴的工具上，然后让牛围着麦场小跑，一番20-30分钟的折腾后，慢慢将绳子拉出来，奇迹的是磁铁上竟然真的吸附着钢钉和铁屑。实验成功后，父亲就定期为各村的牛进行“吸铁”，从此再也没听说哪村的牛因误食钢钉死亡事件。
第二次印象深刻的吃牛肉经历已是改革开放十年以后，也是我大学毕业的年。说起这次吃牛肉还得先从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承包政策开始（准确地说我们村是从1980年开始的）。生产队解散时我家已经9口人（奶奶过世，哥哥结婚，小侄子出生），分到了10亩多土地。家里没有牛，没有拖拉机根本无法完成耕种，而且家里也没有钱单独购买牛马牲畜，为这事可把父亲愁坏了。
可巧，村里有一个远房二姐嫁给了在县办工厂做工的本村小伙，二姐在家务农，负责照顾老人带孩子，虽家境比我家好些，但她自己种地也有很大困难，经过协商，二姐家出资三分之二，我家出资家三分之一，共同购买了一头小公牛（大约300元吧）。哥哥多年务农，在生产队早已是有名的犁把式（老手），从此我们两家就开始了十年的互助合作。
小公牛是枣红色的，非常壮实，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我给它起的名字叫“红牛”。父亲发挥兽医特长，决定将“红牛”按照种牛饲养，一是可以干农活，二是可以配种赚钱。我当时被分配的任务是放学后打草和放牛，可能是天生做事认真，也许是理解这是用全家多年的积蓄才购买的资产，经过我的精心饲喂，小牛犊非常肥壮，身上油光光，因为是公牛，就是有时脾气很暴躁。这项任务持续三年后我到县城读书才告结束，并交班给了弟弟。
读高中时住校，但每次回家我都到地里帮家里干农活，种地、除草、施肥、收秋，样样都会干，样样都能得到村里庄稼人的好评（庄稼人：干农活高手）。尤其是麦收假期（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学校一般会安排放假10天），这假期可不是这么好过的，手拿镰刀，头带草帽，起早贪黑，随身带上玉米饼子、咸菜条和一壶水，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经常被磨出水泡或血泡，但第二天还要接着干，麦子运到麦场后还要脱粒、扬场，直至将麦粒装入麻袋，然后还要耕地种玉米或豆子。在高中二年级的麦收时节，村里有一户人家购买了一台割麦机，其实就是一个手扶拖拉机安装一个割台，仅将麦子割倒并放置在同一侧，然后用人工打捆。这机器在当时可是进的了，过去我们几个人四五天的劳动量，这机器两个小时就割完了。这是我对农业机械化的初步认识。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没有什么高远志向，目标就是要离开农村，跳出“农门”。根据估分情况，老师建议我报考天津大学机电分校，虽属于一般院校，但听说要马上要改成汽车学院，汽车今后一定有前途。开学后我才知道，该校的前身是一所农机学校，曾隶属于工业部。老师除了讲授机械方面的专业课程外，还经常介绍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授讲述一位叫韩丁的美国人在中国东北农场带领20人种地一万多亩，人均产粮20万斤，全部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大型拖拉机、收割机等，我听后感觉就像天方夜谭一样，这应该是我对农业机械化的中级认识了。
当年大学毕业是包分配工作的，我是学生党员，择业机会更多些。但我放弃了回蓟县县委从政机会，放弃了到天津市监狱局下属工厂从事技术工作，而是直接选择了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热处理分厂，这是大学期间我曾带队实习的分厂（当时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很多老师傅还能认识我。从此开始了我的农机梦，开始从事当时最有名“铁牛55”拖拉机的生产制造。尽管我所在的分厂仅仅是拖拉机零件加工的一道工序，但乡亲们得知我在天拖工作后都为我高兴，我也很自豪。
参加工作年，家里为哥哥购买了一台二手“铁牛55”拖拉机，专业从事农机耕地服务，二姐也要带孩子搬到县城居住。“红牛”的职能已基本结束了，两家协商后决定宰杀“红牛”卖肉后依照当年入资比例分配所得，但特意留下牛头没有卖，两家共同分享。这些年，“红牛”为我们两家可谓立下汗马（牛）功劳！除了耕种两家20多亩土地外，还经常帮助亲朋好友家耕地，配种收入也能贴补家里开支和我上学的一些生活费用。那次回家，母亲端出一盘特意为我保存的牛头肉，看到“红牛”的脸肉，我仅仅吃了一小块儿，眼泪已不禁夺眶而出。
在之后的三十年里，我一直从事农机行业。从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到约翰迪尔?天拖有限公司，再到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岗位从热处理分厂，到产品出口部，再到现在销售大客户部的变动；经历了国企、合资、外资的体验；看到了中国从当年以畜力为主的种植方式，到现在耕、耙、播、收全程机械化的巨大变化。
我个人将这三十年大概划分三个阶段。
个10年（大约1988-1998年）是农机行业徘徊和寻找机会的阶段。当时天拖厂面对的形势很严峻，职代会厂长《工作报告》中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市场疲软，资金短缺”。尽管当时老一代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了新产品，铁牛家族增添了600，804和1104三个成员，但成本太高，农民的购买力所限，全厂大约7000名职工，生产拖拉机年份仅4200台。我们出口部每年有200台左右出口，但也是杯水车薪，且基本是更落后的发展中，如：缅甸、苏丹、朝鲜、委内瑞拉等等。
第二个10年（约1998-2008年），也可划分到2013年，这是中国农机快速发展期。国内农机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不少农机制造企业的产品不仅外观漂亮，而且质量和性能都有了很大提高，这时的农民购买力也大幅提升了。尤其是2004年开始施行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购机积极性，2008年农业机械总产值达到了2000亿元。此时的天拖厂已经和美国的约翰迪尔公司合资，当年韩丁在东北农场种地时选用的就是迪尔公司的产品，是大农机制造企业。公司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虽减少到1500人，但整机销售达到了1.6万多台。
第三个10年（2008-2018年）是调整提高期，尽管从2013年底销售开始出现下滑，但市场更加规范化，生产企业更加理性，认识到必须苦练内功，从产品升级和提高技术含量寻找出路，加大研发投入，加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人才，开始为从农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积蓄力量。
我家的变化也很大，兄弟姐妹相继成家，2008年哥哥带领弟弟和姐夫成立了农机服务合作社，先后购买了铁牛600、750、850和迪尔854、904型拖拉机共5台，迪尔收割机1台，迪尔大型青贮收获机2台，服务周边几个村的耕种和收获，还能跨区作业，收入不错，家境殷实，这都是改革开发政策带给我家人的福祉。
第三次印象深刻的吃牛肉经历是不久前参加山东滨州阳信县的肉牛研讨会后的工作餐。当时我只是想接触一下肉牛养殖大户，寻求销售大型青贮机的机会。因为近些年接触的都是各大奶牛养殖企业，以为只有养殖奶牛才舍得饲喂全株玉米青贮。阳信肉牛产业创新专家组由山东农业大学多名知名教授和行业带头人组成，现场解答养殖户的各种技术问题。座谈会上得知，阳信县肉牛年存栏量27万多头，年出栏25万头，拥有76家现代化屠宰加工企业，年屠宰能力120万头，牛肉销往二十多个省市，位居县，全株玉米青贮已是肉牛的家常便饭了。
工作餐安排在亿利源餐馆，这是一家集养殖肉牛、屠宰和餐饮一体的企业，服务员为我们每位分得一块牛窝骨，公司董事长杨振刚先生详细介绍了牛各位部位的烹饪方法，牛的不同部位都有专业名词，适合不同的烹饪方法，如：炖、炒、涮、煎、酱、卤等等，甚至还有沾料生吃的，真是涨知识了。在享受美食的过程中，有位山东农大教授讲述了他小时候村里一家哥俩抢啃牛骨头的趣事，不禁勾起了我次吃牛肉的记忆，同时也激起我将记忆中几次吃牛肉的不同感受和感想写出来的冲动。
现在牛肉早已成为国人餐桌的常见菜肴，再也不是什么品，包括我家也常变换方法吃牛肉。除了南方小地块水田外，牛已基本上从农耕田地里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早已是各种现代化农机。我想，当我们享受牛肉佳肴的时候，除了要感谢那些养牛专业户的同时，也应该感谢我们这些不断探索、默默工作的农机人。
通过几次印象深刻的吃牛肉经历，使我联想到了中国农机发展的光辉历程。尤其是近年来走访用户和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后深受感动，看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型骨干企业能够生产出各种更加先进的大型农业机械，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自信。
虽然目前我国的农机技术与国外先进的农机企业相比在很多方面确实还有不小差距，例如：大型拖拉机、采棉机、甘蔗收获机、青贮机等。但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在农机战线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农机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让我们为过去四十年来农机发展所取得的辉煌业绩点赞，让我们为中国农机事业在不久的将来赶超先进水平不断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王庆宏
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市场部大客户经理
我记不清次吃牛肉是哪一年了，但至少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那时村里还有生产队。我当时在村里上小学，年龄不会超过12岁。村子坐落在天津蓟县刘家顶公社东北部（后改称乡，现在又被并入到桑梓镇），全村有700多人口，800多亩土地，分四个生产队，我家是第二生产队。父亲是公社兽医站最有名的兽医，负责公社26村家禽和牲畜的防疫治病。他和蔼可亲，有求必应，哪怕是数九寒冬的夜里有人喊门请他给家里的猪羊等家畜看病，父亲总是立刻起床，背上药箱带上手电筒就出发，在十里八乡人缘特好。
牛、马、驴、骡是生产队的固定资产，每头牲畜在公社都有户口和档案，因为它们是所有农活的主力。那年，我们生产队有一头牛病了，终日卧槽不起，日渐消瘦，急得生产队员和大队书记如坐针毡，因为这是我们队里仅有的4头牛中的一头，春耕马上开始了，二百多亩土地亟待耕种，父亲虽想尽各种办法医治均未见效，公社领导出面从县兽医站请来专家会诊，但最终也未能挽救这头牛的生命，为此，父亲很内疚，决心查出病因。
在县兽医站人员和公社领导的全程监督下，父亲将牛进行了详细解剖，结果发现是牛误食了钢钉，扎破了胃导致死亡。为此，饲养员被调离岗位，并被处罚20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月白干）。生产队员们悲痛之余每家按照人口数量分到了牛肉，我家7.5口人（奶奶的另一半户口在伯伯家），估计应该差不多分到了二斤多肉吧。
那天，放学回家发现母亲为我们做的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的烫面牛肉馅蒸饺，可把我们姐弟们乐坏了。美其名曰是牛肉馅，其实里面90%以上是旱萝卜。其中有一小盘纯白面蒸饺，母亲说是单独为奶奶包的，牛肉大葱馅。父母不吃，弟弟最小，能分一个，我们四个兄妹每人半个。这是我有生以来次吃牛肉，真是美妙绝伦，回味无穷。吃完美食后，我随口说一句“要是生产队的牛隔三差五死一头多好呀，这样我们就常有牛肉吃了”，不想却招来父母的一通臭骂。
此事过后，父亲查阅各种书籍和请教专家，知道磁铁可以从牛胃里吸出钢钉、铁屑等金属。为此，专门托人从北京购买了一节五号电池大小的高性能磁铁，磁铁的一头做一个环，环上系上结实的棉线绳，另外再制作一个能撬开牛嘴并保证牛无法咬断绳子的类似铁夹子的工具。一切准备好后，先拿我们生产队的牛做实验，撬开牛嘴，磁铁从牛嘴送入食道，再送到胃里，绳子的另一端系到撬嘴的工具上，然后让牛围着麦场小跑，一番20-30分钟的折腾后，慢慢将绳子拉出来，奇迹的是磁铁上竟然真的吸附着钢钉和铁屑。实验成功后，父亲就定期为各村的牛进行“吸铁”，从此再也没听说哪村的牛因误食钢钉死亡事件。
第二次印象深刻的吃牛肉经历已是改革开放十年以后，也是我大学毕业的年。说起这次吃牛肉还得先从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承包政策开始（准确地说我们村是从1980年开始的）。生产队解散时我家已经9口人（奶奶过世，哥哥结婚，小侄子出生），分到了10亩多土地。家里没有牛，没有拖拉机根本无法完成耕种，而且家里也没有钱单独购买牛马牲畜，为这事可把父亲愁坏了。
可巧，村里有一个远房二姐嫁给了在县办工厂做工的本村小伙，二姐在家务农，负责照顾老人带孩子，虽家境比我家好些，但她自己种地也有很大困难，经过协商，二姐家出资三分之二，我家出资家三分之一，共同购买了一头小公牛（大约300元吧）。哥哥多年务农，在生产队早已是有名的犁把式（老手），从此我们两家就开始了十年的互助合作。
小公牛是枣红色的，非常壮实，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我给它起的名字叫“红牛”。父亲发挥兽医特长，决定将“红牛”按照种牛饲养，一是可以干农活，二是可以配种赚钱。我当时被分配的任务是放学后打草和放牛，可能是天生做事认真，也许是理解这是用全家多年的积蓄才购买的资产，经过我的精心饲喂，小牛犊非常肥壮，身上油光光，因为是公牛，就是有时脾气很暴躁。这项任务持续三年后我到县城读书才告结束，并交班给了弟弟。
读高中时住校，但每次回家我都到地里帮家里干农活，种地、除草、施肥、收秋，样样都会干，样样都能得到村里庄稼人的好评（庄稼人：干农活高手）。尤其是麦收假期（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学校一般会安排放假10天），这假期可不是这么好过的，手拿镰刀，头带草帽，起早贪黑，随身带上玉米饼子、咸菜条和一壶水，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经常被磨出水泡或血泡，但第二天还要接着干，麦子运到麦场后还要脱粒、扬场，直至将麦粒装入麻袋，然后还要耕地种玉米或豆子。在高中二年级的麦收时节，村里有一户人家购买了一台割麦机，其实就是一个手扶拖拉机安装一个割台，仅将麦子割倒并放置在同一侧，然后用人工打捆。这机器在当时可是进的了，过去我们几个人四五天的劳动量，这机器两个小时就割完了。这是我对农业机械化的初步认识。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没有什么高远志向，目标就是要离开农村，跳出“农门”。根据估分情况，老师建议我报考天津大学机电分校，虽属于一般院校，但听说要马上要改成汽车学院，汽车今后一定有前途。开学后我才知道，该校的前身是一所农机学校，曾隶属于工业部。老师除了讲授机械方面的专业课程外，还经常介绍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授讲述一位叫韩丁的美国人在中国东北农场带领20人种地一万多亩，人均产粮20万斤，全部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大型拖拉机、收割机等，我听后感觉就像天方夜谭一样，这应该是我对农业机械化的中级认识了。
当年大学毕业是包分配工作的，我是学生党员，择业机会更多些。但我放弃了回蓟县县委从政机会，放弃了到天津市监狱局下属工厂从事技术工作，而是直接选择了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热处理分厂，这是大学期间我曾带队实习的分厂（当时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很多老师傅还能认识我。从此开始了我的农机梦，开始从事当时最有名“铁牛55”拖拉机的生产制造。尽管我所在的分厂仅仅是拖拉机零件加工的一道工序，但乡亲们得知我在天拖工作后都为我高兴，我也很自豪。
参加工作年，家里为哥哥购买了一台二手“铁牛55”拖拉机，专业从事农机耕地服务，二姐也要带孩子搬到县城居住。“红牛”的职能已基本结束了，两家协商后决定宰杀“红牛”卖肉后依照当年入资比例分配所得，但特意留下牛头没有卖，两家共同分享。这些年，“红牛”为我们两家可谓立下汗马（牛）功劳！除了耕种两家20多亩土地外，还经常帮助亲朋好友家耕地，配种收入也能贴补家里开支和我上学的一些生活费用。那次回家，母亲端出一盘特意为我保存的牛头肉，看到“红牛”的脸肉，我仅仅吃了一小块儿，眼泪已不禁夺眶而出。
在之后的三十年里，我一直从事农机行业。从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到约翰迪尔?天拖有限公司，再到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岗位从热处理分厂，到产品出口部，再到现在销售大客户部的变动；经历了国企、合资、外资的体验；看到了中国从当年以畜力为主的种植方式，到现在耕、耙、播、收全程机械化的巨大变化。
我个人将这三十年大概划分三个阶段。
个10年（大约1988-1998年）是农机行业徘徊和寻找机会的阶段。当时天拖厂面对的形势很严峻，职代会厂长《工作报告》中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市场疲软，资金短缺”。尽管当时老一代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了新产品，铁牛家族增添了600，804和1104三个成员，但成本太高，农民的购买力所限，全厂大约7000名职工，生产拖拉机年份仅4200台。我们出口部每年有200台左右出口，但也是杯水车薪，且基本是更落后的发展中，如：缅甸、苏丹、朝鲜、委内瑞拉等等。
第二个10年（约1998-2008年），也可划分到2013年，这是中国农机快速发展期。国内农机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不少农机制造企业的产品不仅外观漂亮，而且质量和性能都有了很大提高，这时的农民购买力也大幅提升了。尤其是2004年开始施行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购机积极性，2008年农业机械总产值达到了2000亿元。此时的天拖厂已经和美国的约翰迪尔公司合资，当年韩丁在东北农场种地时选用的就是迪尔公司的产品，是大农机制造企业。公司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虽减少到1500人，但整机销售达到了1.6万多台。
第三个10年（2008-2018年）是调整提高期，尽管从2013年底销售开始出现下滑，但市场更加规范化，生产企业更加理性，认识到必须苦练内功，从产品升级和提高技术含量寻找出路，加大研发投入，加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人才，开始为从农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积蓄力量。
我家的变化也很大，兄弟姐妹相继成家，2008年哥哥带领弟弟和姐夫成立了农机服务合作社，先后购买了铁牛600、750、850和迪尔854、904型拖拉机共5台，迪尔收割机1台，迪尔大型青贮收获机2台，服务周边几个村的耕种和收获，还能跨区作业，收入不错，家境殷实，这都是改革开发政策带给我家人的福祉。
第三次印象深刻的吃牛肉经历是不久前参加山东滨州阳信县的肉牛研讨会后的工作餐。当时我只是想接触一下肉牛养殖大户，寻求销售大型青贮机的机会。因为近些年接触的都是各大奶牛养殖企业，以为只有养殖奶牛才舍得饲喂全株玉米青贮。阳信肉牛产业创新专家组由山东农业大学多名知名教授和行业带头人组成，现场解答养殖户的各种技术问题。座谈会上得知，阳信县肉牛年存栏量27万多头，年出栏25万头，拥有76家现代化屠宰加工企业，年屠宰能力120万头，牛肉销往二十多个省市，位居县，全株玉米青贮已是肉牛的家常便饭了。
工作餐安排在亿利源餐馆，这是一家集养殖肉牛、屠宰和餐饮一体的企业，服务员为我们每位分得一块牛窝骨，公司董事长杨振刚先生详细介绍了牛各位部位的烹饪方法，牛的不同部位都有专业名词，适合不同的烹饪方法，如：炖、炒、涮、煎、酱、卤等等，甚至还有沾料生吃的，真是涨知识了。在享受美食的过程中，有位山东农大教授讲述了他小时候村里一家哥俩抢啃牛骨头的趣事，不禁勾起了我次吃牛肉的记忆，同时也激起我将记忆中几次吃牛肉的不同感受和感想写出来的冲动。
现在牛肉早已成为国人餐桌的常见菜肴，再也不是什么品，包括我家也常变换方法吃牛肉。除了南方小地块水田外，牛已基本上从农耕田地里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早已是各种现代化农机。我想，当我们享受牛肉佳肴的时候，除了要感谢那些养牛专业户的同时，也应该感谢我们这些不断探索、默默工作的农机人。
通过几次印象深刻的吃牛肉经历，使我联想到了中国农机发展的光辉历程。尤其是近年来走访用户和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后深受感动，看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大型骨干企业能够生产出各种更加先进的大型农业机械，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自信。
虽然目前我国的农机技术与国外先进的农机企业相比在很多方面确实还有不小差距，例如：大型拖拉机、采棉机、甘蔗收获机、青贮机等。但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在农机战线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农机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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