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白人朴先生的一九五七：

高考坦然面对祖国挑选

1957年夏天，我高中即将毕业，迎来人生中重要的环节——高考。

这一年有些特殊，那时候，正好是范围内开展的整风“反右”运动，高校招生人数与上一年比突然就减少了。以我们北京农机化学院为例，1957级是北京农机化学院建院后招生最少的一级:我们上一级有21个班，但到我们时却只招收6个班；另外，还有一个别的院校撤并到这里的一个加强班，一共才7个班。而到下一年1958年，各行各业都搞“大跃进”，招生人数一下又上去了。以前的学生都认为自己只要上了高中就是的人了，升学应该都没问了。结果遇上大学招生人数压缩，当时学生们普遍在想，高中毕业了考不上大学该干什么呢？只好回去接着“挖地球”了，所以1957年能够考上大学的人都被认为是相当幸运的。

正因为存在这种情况，备考过程中，对于如何正确看待高考，重庆市非常重视，市委书记曹荻秋亲自给毕业生代表开座谈会，当时提出一句口号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学联指定代表全体学生跟曹书记对话的人就是我。那天上午大会决定谁去跟曹书记对话，下午就要去发言，由于我是负有盛名的清华中学学生会主席，所以大会主席坚持推荐我去。

当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谈，也有点懵。考虑来考虑去，又紧张又怕犯错误。究竟谈什么，总的调子当然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另外还有个基调就是要有考试的实力。说实在的，从学习上讲我还是很有把握的，当大家都在准备高考时，我还要忙学生会工作，参加学生活动，忙学联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心里对自己的实力还是非常有底的。所以与书记对话完的效果看，我的发言跟当时市里领导的希望还是很合拍的。

选择报高考志愿时，除了老师的分析指导，就是看各个大学的招生简章了。我看了一遍之后做出决定：高考志愿就报考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机化专业。应该说，我做出的选择是很理性、目的性很强的。影响我做出选择的原因有几个：

一是年轻的时候，对我影响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那时候的年轻人是有那种激情的，总记着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回首往事，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因此，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同学聚会，年轻人意气风发，大家都说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人的一生总应该为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要有所贡献。

二是因为看了苏联的电影受到深刻的影响。当时电影纪录片里的苏联集体农庄，都是用联合收割机收获，人人都知道这是康拜因。而且就像《幸福的农庄》中唱的那样“古邦河上风光好，千里麦浪起波涛”。对于农业机械化，当时觉得很新鲜，以前都没有听说过，看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幸福的场景，再联系到我们农村还很贫困的实际，我就想如果我们的农村也能是这样一番场景，那该是多么的幸福啊，所以就报考了农业机械化专业。

高考的结果如愿以偿，我顺利被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录取。考上大学后，从重庆到北京中间要转几次车，铁路还没有直接能通到北京的。要从重庆上车到成都，这是一段，到了成都再换车到陕西宝鸡，宝鸡换车后再到北京。

我从重庆到北京的全部车票费用都是出的，我们当时的组织观念很强，我们一届从重庆考到北方上大学、往北方走的学生大概有整整一个车厢的人，重庆团市委就给我们专门安排了一节车厢。同去的这批人虽然都是要北上的，但互相之间谁也不认识，而且下车的车站也不一样，有在西安下的、有在郑州下的，还有上北京的。于是团市委指定了一个总负责人，负责保证车厢里每个人都要到达学校所在地。这个负责人就是我，我对当这个负责人热情很高，一路为大家服务，保证了每个人圆满到达目的地。 

总之，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从少年到青年，我一直都接受着党的教育，在党的培育下成长。在我们年轻的时代，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党指向哪里，组织安排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努力工作。所以当了大学毕业当了教师之后，这么多年来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并逐渐形成了我的教育观，对教育事业的一些独特看法，形成了“三着想”教育观。

（选自《梦想与坚守--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专家白人朴教授述忆》，白人朴口述  宋毅、杨雪 撰，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