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农地流转，大多是农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农场主获得的是具有产权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并不是完全的土地所有权，联邦和州政府对土地保留有三项权利：一是土地征用权；二是土地管理的规划权；三是征收足额的土地税。尽管联邦和州政府有三项保留权利，但这些权利有很严格的限制。如政府为公共目的征用土地，需要社区成员的同意，并以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另外，美国政府采用信贷支持、政策引导、利息调节、价格补贴等经济手段，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诱导家庭农场土地流动，促进农场规模的适度扩大。土地的转让一般只有通过政府与家庭农场主签订经济契约才能实现。

        法国为了保护耕地，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私有农地一定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搞建筑。对于弃耕和劣耕者，有权征购，提高土地税或让其出租。法国政府建立“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这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由代表实施监督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作用在于购买土地，经过整合后转让给要买地的农民，便于发展中等类型的家庭农场。农民在出售自己的土地时，必须通知农地整治公司。如果农地整治公司认为买卖不合理，就会收购农民的土地。如果农民坚持要卖土地，那么农地整治公司拥有优先购买权。比如农户要把地卖给城里人，而他并非用于农业生产，那么农地整治公司就会把该地买下。

       日本严格阻止任何形式的外部资本介入农业和涉农领域，以合作社在涉农领域的收益来弥补弱势小农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不足。日本政府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的流转。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地租借转让的桥梁，他们接收租出的农地，再将这些农地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1993年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并且那些认定农业者可以获得农地方面优惠的政策支持。

        从以上几个发达的例子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土地私有制的里，土地也不是完全自由流转的，需要受到相关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权力的介入有利于对土地流转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一方面可以防止国内外大资本跃跃欲试兼并土地，另一方面还可以保护农民权益。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临着诸多新问题，要严格执行中央的有关规定。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土地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归农民是流转前提，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由此可见，要实现土地流转的正常化和有序化，必须加强政府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