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专家表示，对于我国农药残留标准的设定要进一步完善。虽然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中规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达3650项，

 

　　但与国际相比还存在差距。农业部负责人曾介绍，目前美国农残标准有1.1万个，日本肯定列表则有5万多个。

 

　　吴永宁说，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与国际相比主要差距在于，一是标准设定方式不同，例如不少可用于蔬菜的农药，我国只规定在叶菜、瓜菜类别中的用量，而欧盟和美国是一个蔬菜一个限量值；二是我国确实有一些农药的标准尚未制定，而现在还正在搜集大量的数据，进行暴露量分析。“应积极与国际接轨，检验检疫、农业和食药等部门需要扩大标准的覆盖面和数据库。”吴永宁说。

 

　　同时，隋鹏飞也表示，有农药残留不代表农残超标。事实上，在停止使用农药一段时间后，农药残留是可以降解到标准范围内的。

 

　　四问：如何引导农户不滥用农药？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作为农药生产、使用的大国，单位耕种面积化学农药用量是平均用量的2.5倍以上。

 

　　近10多年来，农药的滥用严重污染环境，破坏了农田的生态平衡，并导致害虫的抗药性不断增强，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制约。农业病虫害日益严重，农药用量越用越大，而防治效果越来越差，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如何引导农户不滥用农药？李季建议，对于农药的限量使用需要疏堵结合。一方面，要限制高毒农药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要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使用生物农药、低毒低残留农药。例如，在欧洲做生态农场，监管部门会认定其是否为环境友好型，如果是就会给予补贴。

 

　　此外，监管体制也亟待理顺。有专家介绍，在美国，农药登记、残留标准的制定以及风险评估，主要由环保部门负责；管理和检测主要是农业部门；执法的是食品药品部门。几个部门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有利于产生良好的监管效果。

 

　　专家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如果是由一个部门从立规与执行一管到底，既对信息公开和监管造成障碍，同时也难以真正评估管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