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左)和记者在猕猴桃种植基地合影。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经历。

面对的采访对象,是我15年前的大学同窗,因辞去副县长回乡种猕猴桃,成了新闻人物。

十多年未见,我一眼就认出了刘涛:清秀,瘦高,内敛的笑容,一身运动衣裤,右臂绑着一个红色手包。跟大学时代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我很难想象他当副县长时正襟危坐的样子。

这不仅是一次采访,也是两个曾经的同学,关于人生价值、理想和选择的对话。

这次对话,是跟刘涛一起驱车从长沙回他的家乡慈利县东岳观镇途中进行的。

谈辞官:就是一种职业选择

记者:正式辞去副县长职务是什么时候?

刘涛:正式提出辞职是去年10月份,办了一个多月,中间县长找我谈话,表示了挽留。去年12月底,县人大开会,正式同意了我的辞职申请。

记者:是彻底辞职,还是暂时离职创业?

刘涛:彻底辞职,公务员身份没有了,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我开玩笑说“终于当一把手了”。医保、社保什么都还没顾得上管。停薪留职不太可能,也不符合现在的公务员法,这不是吃空饷吗?

记者:还是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辞职原因吧。这么年轻当上副县长,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也坐不到这个位置。我看到网上有人猜测,辞职或者是干得不好,提拔无望；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刘涛:其实我当公务员,干得还算不错的。最近有空的时候,我整理以前的材料,翻出很多之前得的荣誉证书,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拿过公务员二等功奖章,这个是很难拿的。不能说是因为当不了县长才辞职的,那个记者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按部就班做下去,也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前我还被借调到省国税局工作,应该说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有进步的机会。

记者:那辞职跟中央改作风或者八项规定下“当官不易”有关系吗?

刘涛:我个人觉得关系不大。像我们从机关下来的年轻干部,本来对官场各种应酬饭局是抵触的,管得严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我在县里分管工业、劳动保障和生产这些,经常要下乡,有时候觉得让司机开车接送有点浪费人力,经常自己开车去。或节假日回长沙,也都是开私家车,或者坐火车,没觉得有太大变化。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出辞职创业的决定。

刘涛:我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大半年了,到县里工作以后,下去多了,跟老百姓接触多了,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了。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家乡和土地有感情。你去看看就知道,我的家乡环境很美的,但因为没有年轻人,很多土地都在那儿荒着,最多种点玉米,因为省事嘛。我觉得再不回去做这个事,可能就晚了。

记者:这么说你觉得这个决定很自然,也不算多艰难多重大?

刘涛: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种职业选择。我跟其他记者说过,我觉得农民是最自由的职业了,而且我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做。

我辞职半年多了,一开始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因为湖南日报有个副总编是临澧人,回老家听说了这个事,一定要采访我。我一开始还不太愿意,但他们说这个是好事,正能量,一定要宣传一下。

我现在辞职的干部也有不少,只不过有的去企业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创业了,辞职搞农业的不多,所以才引起关注吧。现在也是这种导向,公务员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记者: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吧,他们支持你吗?

刘涛:我夫人倒是挺支持的,因为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她嘛。最支持的是我9岁的儿子,今年过年他把压岁钱都攒着,说要留给爸爸创业(笑)。父母还有80多岁的爷爷一开始确实不理解,还流了眼泪。不过现在他们都想通了,为了支持我创业,原本都搬到长沙的父亲又回了老家,带着大家在地里干活。母亲要带孙子,又不放心家里,现在长沙和慈利两头跑。

谈创业: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

记者:我记得你当时一毕业就回湖南当了公务员,当时是什么一个契机?

刘涛:其实很简单。当时湖南省到北大选调毕业生去基层,我就报名参加了考试,然后就考上了。当时跟我一起考上的还有一个咱们同学,也是湖南老乡,我们的职业轨迹都差不多,先在乡里工作,然后到省里机关,又到县里任职。那位同学现在郴州一个区当副区长,我们经常交流,他对我辞职创业也挺赞成的。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刘涛:有啊,专业对口的,可以去湖南省图书馆。但那时候刚毕业,人生经验很有限,就是觉得当公务员有前途,也比较稳定。

记者:实际上呢?

刘涛:经历过才知道,基层公务员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一开始在乡里工作,也跟农民差不多,一个月拿600块钱,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到机关,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做文字工作,写材料,有时候也挺枯燥的。当副县长时,工作任务更重了,收入嘛,加到一起也就3000多块。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大落差。

记者:你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跟后来的工作关系不大,你怎么看在北大这四年对你的影响。

刘涛:其实当时上大学包括后来选职业,都是很偶然的,但北大四年的教育,对于我这个从未走出大山的孩子,还是非常关键的。学的专业知识可能用不上了,但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我现在每天都看北大校友微信群,也经常跟一些校友交流,看他们谁做了什么东西,哪个同学又创业了,都很受启发。

记者:北大也有你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楷模就是北大毕业去当村支书的吴奇修,也是你们湖南人,你参加选调到基层当公务员,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刘涛:我当时就知道他。说起来我跟他还有些渊源,我从张家界市团委调到省团委,他还是伯乐呢,当时他是团省委书记。不过我现在辞职搞农业,除了跟我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对农村有感情之外,也是受这些北大校友的启发。

互联网+农业,我觉得还是大有前途的,我也有这方面创业的优势。我现在一边干,一边学,学习法律方面的东西,一些做得好的电商,也去学习一下,开阔一下思路。农村太需要有知识懂市场的年轻人了,就缺人带着干。

记者:这么多年基层干部的经历,对你今天创业有什么帮助?

刘涛:当然有很大帮助。跟那些一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比,我还是有很多优势。从大学一出来,懂得干什么呀。你的思维、资源都不够。现在号召大学生创业,其实也很难的,成功率不会很高。公务员创业跟大学生创业不一样,经过管理部门的锻炼,见识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现在主要不是干活,只是回去偶尔跟他们干一下,我主要研究市场和运作模式,再就是寻求支持。需要资金去找银行贷款,找农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还有怎么建网上平台。现在也有很多银行表示愿意给我贷款,还有水果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我的水果。不过现在离收获还早,搞农业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谈选择:副县长有七八个,刘涛只有一个

记者:在你们这,考上北大很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当了副县长,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有点可惜,甚至像有人说的有点“浪费资源”?

刘涛:我不觉得是浪费资源,当公务员和做企业,都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农村更需要回乡创业的人。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选择搞农业,跟个人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我喜欢农村,还是习惯待在农村。改变它也好,拯救它也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现在政策导向是对的,但就是缺人去干,我现在雇的工人,都是50岁以上的,没人带头不行啊。

记者:但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呢?

刘涛:我能投入的财力确实有限,初期只搞了100亩,目前投入30多万元,而且搞农业风险很大,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我是想通过这一百亩的示范,形成带动效应。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看到有收益,他就可能加入。到时候我提供技术、种苗、肥料,统一品牌和标准,你按我的要求生产,然后统一销售找市场,比种玉米赚多了。一亩地赚一万块钱,就是很可观的收入。

现在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也在改变,有了干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前叫不到人,一天给100元也不干,打个麻将也能赢几十块呢。但他们看到土地能带来收入,就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当副县长也能通过积极履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啊,而且能帮助更多人,为什么非要辞职自己创业?

刘涛:一个成熟体系内的公务员,很多时候就是个执行者,有一套工作程序,有各自的职权范围,其实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我们县里干部,都有扶贫、驻村的任务,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很多时候改变农村面貌,不能只靠行政力量,还要靠产业、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帮他们争取资金修条路,但也就是出行更方便一些,没有产业和产品,农民还是无法增加收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还是需要有人带头,但现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城市把精英都收割走了,青壮年劳力也被城市收割走了。投入在农村建设上再多,也得有人去落实。我老家山上这几年都修了水渠,但没有人用。

记者:可是公务员也得有人干啊?

刘涛: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呢,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

记者:湖南省刚发布了鼓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创业的文件,这是不是更促使你下了决心?

刘涛:我看到了那个文件,但那只是一个号召和倡议性的东西,没有特别明确的支持措施。不过这个导向是对的,公务员就应该能进能出,可上可下。如果官员和企业界人才能够有更多机会双向流动,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