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多重变局。一方面，在工业化与城镇化高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统计的农民工总量是2.86亿人，其中2.18亿是21岁至50岁的青壮年农民工，不少地区农村老龄化、空心化严重；另一方面，科技革新迅速，大量的现代技术进入乡村，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农业在这种变局下将如何发展？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许善达认为，当前中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可以支撑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业应重回规模化之路，而规模化应该充分利用城市工商资本力量，工商资本下乡是农业规模化生产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为降低农业规模化发展的风险，一二三产融合是方向。

　　生产力水平已可支撑大规模农业生产

　　农业规模化生产一直是中国农业实践者与决策者的追求，但困于小农经济国情，农业规模化之路多有坎坷。但近日许善达在河北沽源县调研时表示，“当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可以支撑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业规模化生产正在成为现实。

　　“建国初，为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在农村先后搞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但最后规模化失败了。80年代初职能退到家庭联产承包制，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状态。”许善达认为，当年的农业规模化失败原因在于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配，“七十年代农村，干活就是一排二十个人，每人拿一锄头，一人站一垅，一排人锄着草就往前走。”

　　但今天的农业生产效率已经不再是许善达所描述“人耕”水平。河北省沽源县农民孟金龙介绍，他今年种了5000亩土豆，雇了十多位本地农民，播种、撒药全部使用机械，“28天就可以完成对5000亩地播种。”通过选择高产品种、机械化种植，孟金龙的土豆亩产能达到6吨，“按今年行情，我一亩地可挣2000元。”孟金龙说。

　　经过近七十年发展，随着农业技术的更新升级，现代机械逐渐进入田间地头。许善达分析：“孟金龙一亩地可产6吨土豆，是因为他采用了机械、优良品种等现代技术手段，当前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可以支撑大规模的生产，家庭承包土地制一户一户耕作已经不适应了，所以现在中国农业发展要在承包制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规模化道路。”

　　但家家分散承包的耕地如何进行大规模生产？孟金龙依靠的是土地流转制度。沽源县农业局局长郭明介绍，该县农业人口约20万，现有在册耕地是123万亩，人均耕地超过6亩。孟金龙表示，他通过流转承包了5000亩土地，每亩的承包费是350元。

　　由于农民大规模进城，不少农民承包的耕地被闲置，这为农业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能。许善达告诉《财经》记者，经多年农村实践与政策研究，中央逐步完善了土地流转制度，鼓励农村耕地流转已经是中央政策方向。2014年时，中办、国办就已下发文件，要求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但是用土地流转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生产以提率。”许善达表示，“承包地流转以后，要保证流转土地的农户能够每年获得一定的收益，沽源每亩地地租是300多元，河北邢台900多元，这个收益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农民的社会保障。”

　　许善达所提及的河北邢台土地流转，是指南和县“金沙河模式”。2012年，当地成立了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种植，如今合作社经营土地3万多亩。有了规模后，金沙河合作社推行“统一购种、统一农资、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仓储、统一销售”的管理模式，平均亩产增加100多公斤小麦和玉米，可耕土地增加2%，生产投入降低10%，当地一些农民也从传统农业生产转为职业农民，年收入达到6.6万元，有的可达到几十万元。

　　“邢台的金沙河合作社一开始才3000亩，后来8000亩，现在变成3万亩，因为合作社支付的地租比农民一家一户种植收入高，农民愿意把地交给合作社，农民还有时间去打工挣钱”，许善达指出，“规模化的生产已经是我们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且现在到了完全可以实现的阶段。”

　　工商资本下乡是规模农业的必要条件

　　许善达说，现行的家庭承包制度决定了农村土地都是一家一户，农民没有钱，所以实现规模化的一个前提，就是工商资本要下乡，必须靠外部资金的注入。

　　在孟金龙的规模化生产实践中，宜信公司为孟金龙购买近百万一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田间管理系统提供金融服务。宜信普惠融资租赁总经理毛芳竹告诉记者，看到农业生产中部分农民有规模化、机械化耕种需求，宜信租赁以融资租赁的方式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农民最少只需交30%首付，剩余资金由宜信租赁支付，然后宜信将机器租给农户使用，农户按期交租金，租金付完即可获得机器所有权。”

　　除了为农民提供融资服务，为降低农机手风险，宜信公司在实践中发现，相当一部分使用机械的农户是因为疾病等意外原因造成的失信，因此为他们提供保险服务。

　　不少城市企业主看来，由于农村政策不稳定，风险较大，对深度参与农业经营持保留意见。但宜信CEO唐宁对《财经》记者表示，“作为金融服务方，资本下乡一定要能够做到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米，这样的才能够真正把金融、资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此外，工商资本下乡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配问题。许善达认为，“所有参与投资的人，都要有收益回报。”但他同时表示，利益分配是有前提的，一是有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二是参与主体获得回报多少取决于所投入资源的稀缺程度。

　　《财经》记者采访过多省市的农业规模化生产实践也显示，在取得较好效益的实践案例中，有效的工商资本力量介入，成为规模化农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会给当地带来资金、先进技术与经营理念，这些都是农村发展所缺乏的要素。

　　“没有工商资本下乡，搞规模化就是空想。”许善达强调。

　　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方向

　　即使农业规模化种植有现实基础，但多位农业企业负责人和分管农业的基层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农业仍是高风险产业，种植的规模越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越大，可能发生巨额亏损。如何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是农业实现规模化生产后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此，许善达认为，与二三产业融合是方向。仅仅是产业还不能够与市场直接联系，农产品进入销售市场必须通过第三产业，再加工则必须通过第二产业。因此，在工商资本下乡支持了农业规模化生产之后，只有与二三产业融合才能有效地降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沽源县的土豆种植农户近年就吃了与二三产业融合不够的亏。孟金龙指出，全县土豆种植面积30多万亩，每年每亩产出3至6吨，但当地土豆既卖不出好的价钱，也难以通过加工成薯条、淀粉等产品获得高溢价，农户致富难度加大。对此，沽源县农业局局长郭明告诉《财经》记者，“当前沽源县农业发展瓶颈主要是销售、产业链条短的问题，一二三产融合不够。”

　　针对沽源当前农业规模化发展中存在的困难，许善达亦建议，像孟金龙这样的农户或合作社，未来须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才能更好抵御风险，比如与当地生产淀粉的工厂建立内在的股权关系，互相之间利益相关，并且多方组建一家销售公司，可以跟北京、天津等城市订货，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

　　在许善达看来，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工商资本下乡整合规模化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再融合一、二、三产降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就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