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

　　4月播种，6月中耕，8月收获，和市场对接的销售渠道，看起来是漫长链接中的最后一环。对大部分农户来说，这最后一环并不容易。

　　尽管是当地种植的大户，孟金龙也常常会有一种无法掌控马铃薯价格的无力感。孟金龙今年种的“希森6号”，能卖到0.64元每斤，这和当地其他农户相比，已经是还不错的价格。但孟金龙觉得，在现有市场上，价格被土豆贩子控制。“他们高兴了就收你的，不高兴就走了，不收你的。”在孟金龙看来，种地像是一种赌博，“今年这个东西价格好，明年那个东西价格好，这就像押宝一样，也是运气。”尽管有软件的辅助，在中国现有的农业发展阶段和水平下，大多数农民仍没办法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宿命。

　　过去几年，马铃薯的命运在政策的变动下，大起大落。这个在一万年前就被南美安第斯山脉原住民采摘的作物，曾在漫长的岁月中，帮人类抵抗饥饿。

　　历史上，一场土豆疫情就让爱尔兰出现大面积饥荒，数百万人逃到美国，其中就包括美国总统肯尼迪、里根的先祖。

　　2015年起，农业部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马铃薯和它的种植者，迎来命运的转折。主粮化后，各地兴起一窝蜂种马铃薯的高潮，市场很快饱和，价格又开始大跌，形势今年看起来仍不乐观，信息壁垒仍挡在农户的致富梦想前。

　　民丰的李文义认同种地是赌博的比喻。选择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多。“现在淀粉厂属于面对市场剥削性的要价，正好赶在那个节骨眼上，大家货都销售不了，再加上环保比较严格，能开淀粉厂的不多，所以淀粉厂的价格就特别低，农户不卖给它就得扔。一进淀粉厂肯定赔很多钱，但不进淀粉厂又卖不了。”李文义说。

　　李文义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乌兰察布种马铃薯四百万亩地，从一百亩到五十亩的人到处都是，这些人从哪里得到信息和反馈、在哪儿发布信息、有谁能从他们这里买货，非常受限制。”

　　在“大土豆一卖，小土豆往淀粉厂一拉”的传统格局之外，李延秋所在的河北广聚，开始琢磨出更细化的分类：“没冻的，租库大概存4000吨；小薯再分，把大青头子和机械伤的，做削皮；2-3两的，可以专门卖出做进出口外贸的；实在没利用价值的，再进淀粉厂。”

　　32岁的李延秋从不掩饰自己对种植马铃薯的喜欢。他的微信头像就是几个金黄的马铃薯。父亲是供销社主任，退休以后，一直做农资，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李延秋。“记事时，我就开始接触马铃薯了。”数控技术专业毕业后，他就回到老家，天天和父亲在一起“捣鼓土豆这些东西”，并且和这个外表朴素抗旱耐寒的作物养成了深厚的感情，他骄傲地提起自己“在土豆行业当中也算小有名气，尤其是今年，我所有的商品卖的价格在坝上地区是的。”

　　如今，对一个农民来说，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法找到答案。

　　今年8月份，内蒙古民丰230亩地的马铃薯，还在地里时，就找到了主人。通过合作，中农普惠把民丰的这些马铃薯，卖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州，用每斤1.3元的价格。

　　对农户来说，这是从过去盲目等待被市场挑选，到主动通过分选分级分销，在地头提前实现农产品商品化的一部分尝试。对中农普惠来说，这是他们对去年一年沉淀的慧种地产品予以变现，尝试以数据驱动供应链服务的一部分努力。“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下游的明确需求计划，去反向驱动从种植源头开始的供应链服务”，中农普惠首席运营官周昕规划。

　　如今，慧种地已和13家下游经销商达成合作，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标准规格商品。并将订单信息，比如价格、数量、品级要求等推送给慧种地客户，他们可以通过慧种地上的采收管理管理模块，规划销售和入库安排，以效率完成货源组织和发运。

　　伴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的发展，在李文义看来，未来的故事充满想象力。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通过像美国那样的飞机勘测，利用红外线技术去进行叶片颜色检查，大的企业可以集中在一起，成立一个专门的马铃薯实验室，进行病虫害检测，用科技去抵抗更多的未知和无常。